中國70年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

中國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的主流思路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從大的方面來講，可分成兩個階段：一是，從1949年到1978年，當時我們推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二是，從1978年年底到現在的改革開放，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學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著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參考的經驗主要是蘇聯的經驗。這種發展方式可以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尤其，我國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就可以試爆原子彈，70年代衛星就可以上天，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二戰以后國際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凱恩斯主義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結構主義，也主張由國家主導來建立進口替代的現代工業體系，但是，和我國一樣，經濟發展的總體績效不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

我國于1978年年底在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進行從計劃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型。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東歐則隨后在80、90年代開始轉型，其他非社會主義的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在80、90年代從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型。

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各種扭曲，經濟發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靈造成的。當時的主流思潮認為要向市場經濟體系過渡就必須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體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場的好處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怎么樣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答案是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前各種價格主要由政府決定，因此，主流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有三：第一，這些國家必須價格市場化，由市場的供給跟需求來決定價格。第二，要讓市場價格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必須私有化。第三，財政必須平衡，不能出現赤字，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價格才能穩定，如果出現了高通貨膨脹，生產和消費行為會被扭曲。

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主張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這三化的改革必須同時到位才會有效果。如果市場放開了，產權不改革，結果會更糟。或者市場放開了，產權改革了，但宏觀上面不穩定，結果也會更糟。

我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經驗和反思

我們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轉型，沒有按照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看法。我們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漸進式雙軌制改革。在轉型時，給原來優先發展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放開了一些過去被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準入，并積極因勢利導其發展。開始的時候我國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不好，就設立了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等，在園區里改善基礎設施，實行一站式服務，創造局部有利條件來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

上世紀80、90年代時，國際上除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必須以“休克療法”才能成功的“共識”之外，還有一個所謂的“共識”，就是像中國推行的那種漸進雙軌轉型（同時有市場又有政府在配置資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為政府的計劃價格低，市場的價格高，就會產生套利的空間，衍生腐敗，并且導致收入差距擴大。這些現象在我國轉型后確實出現，80年代最時興的一個行業叫做“倒爺”，“倒爺”為了得到這些低價的計劃物資，就通過各種關系去尋租，這樣就產生了腐敗，同時，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問題。

80年代主流學界反對中國漸進雙軌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確實存在的問題，所以，只要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一放緩，中國崩潰論的聲音就會涌現。但是，我國過去40年不僅經濟發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絕大多數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根據主流的“華盛頓共識”來轉型，結果則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世界銀行和歐洲開發銀行，在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像腐敗、貧富差距等因轉型帶來的問題，他們也有并且普遍比我國嚴重。而且，在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以后，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比轉型之前的60、70年代還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比原來還高。

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何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世界上蒼白無力

這里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國的經濟學界思考，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為什么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認識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問題時很有力，但是，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卻屢屢失敗？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差異是條件不同的內生結果。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型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力水平低。發達國家的產業集中在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決定的。發達國家發展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經過兩三百年的資本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因此，在這種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上面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性是什么，就是資本極端短缺。因此，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面沒有比較優勢，勉強去發展這樣的產業，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就只能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

主流的轉型理論由于忽視了這種扭曲的內生性，理論模型的邏輯很嚴謹，根據理論所做的建議很清楚。可是，按這些建議把各種保護補貼取消掉，企業會大量破產，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同時，有些企業與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以后也只能繼續給予補貼，以致轉型的結果比原來更糟。我國推行的漸進雙軌的轉型，確實如主流理論所預測出現了“倒爺”、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由于對原來沒有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所以，維持了穩定，對于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準入，并且政府還積極因勢利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幫助企業克服軟硬基礎設施不足，所以，經濟取得快速發展。這個快速發展帶來了資本的快速積累，逐漸地原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形成了比較優勢，保護補貼的性質就從原來的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錦上添花對維持穩定沒幫助，卻會導致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政治問題，所以，與時俱進，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把雙軌時期遺留下來的保護都取消掉。

不辜負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對理論發展作出創新性貢獻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外生的給定的最優結構，導致的結果就是上世紀50、60年代結構主義，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要發展的目標。80、90年代轉型的時候，把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制度結構當作最優結構，忽視了扭曲的內生性，直接把轉型的目標作為轉型的手段，導致的結果就是出發點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作為經濟運行方方面面的指導原則，也同樣因為忽視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特性的差異而不適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求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差異和扭曲的內生性，并了解這些內生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新的理論來自于新的現象，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比較而言，前30年中國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的差異，走的道路也是當時的主流道路，但是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奇跡就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現有的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因此在國際學界輿論界不時出現中國崩潰論，但是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一直維持著穩定、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奇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但是，任何現象背后都有道理，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以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必須了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有很多扭曲，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這些差異和扭曲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內生的。要成功改變一個內生現象，就必須先改變這些內生現象背后的決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內生性的理論才能幫助人們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兩個目標的統一。這也是這些年我推動新結構經濟學，倡導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推動來自于我國的自主理論創新所想達到的目標。在總結中國的發展和轉型經驗以進行理論創新時，我國的經濟學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應該把結構和其內生性引進現代經濟學，不辜負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對理論的發展作出創新性貢獻，讓我們的理論不僅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改造世界。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