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士大夫的別名甚多，舉凡“紳士”“縉紳”“鄉紳”“紳衿”之類即是。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也是知識的擁有者。當然，這些知識僅僅限于科舉考試所規定的儒家經典知識以及相關的歷史知識，其外延可以延伸至符合儒家規范的詩文一類的辭章之學，而并未包括天文、地理、醫學、軍事等專門知識；士大夫是社會聲望的享有者，其社會聲望的獲取，既仰仗顯赫的官爵之位，又依靠獨樹一幟的個人品格。

人隨年齡的增長而分成不同的人生階段，導致其人生追求以及生存狀態各有差異。正如明末理學大家馮從吾所言，明代士大夫的人生旅程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從七八歲開始啟蒙，入社學讀書，稱為“做童生”；通過提學院道考試而進入地方學校，稱為“做秀才”；參加科舉考試而得科第，稱為“做舉人”“做進士”；得科第而進入仕途，稱為“做官”；歸隱林下，則稱為“做鄉先生”。士大夫的人生旅程既如做一篇文章，當他們尚在山中讀書時，就好像寫文章時打“草稿”，中進士、戴上紗帽之后，則如文章的“謄真”，其中有著無數起承轉合；又如上戲臺演戲，忠臣奸臣、孝子逆子、圣賢妄庸，各種角色齊全。進而言之，欲對明代士大夫有一個更為深入的了解，則必須走進他們的生活世界之中。

四民之首：秀才的生活世界

秀才是士大夫人生的起點。明末著名山人陳繼儒云：“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揆諸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其實并非盡是如此。

秀才是一個民間俗稱，其本義是指秀出之士。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有“今俗謂生員為秀才”的說法，就是最好的例證。秀才的通稱或者說正規的稱謂應該是“生員”。根據齊如山《中國之科名》記載，生員一稱通常是用于公文、呈文、狀紙時的頭銜。除了“生員”這一通稱與正規稱呼外，秀才還有很多別稱，分別有“茂才”“庠生”“博士弟子員”“相公”“措大”“官人”“青衿”“齋長”“師傅”“學匠”等。

士為“四民之首”。秀才具有不同于一般庶民百姓的社會聲望，他們擁有的知識和頭銜以及由此帶來的體面也能令庶民百姓肅然起敬。時至明末，秀才的人數已經達到60萬之多，且與鄉宦并稱，說明秀才已不再依附于鄉宦，而是成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量。在地方社會，秀才憑借公共輿論與群體力量，發揮其積極的社會作用，進而成為介于地方官、鄉宦與庶民之間的一股中間勢力。

然而科舉時代的科名等級差異，導致秀才貧困化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于是民間就有了“窮秀才”的說法。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事實。根據明代忠臣楊繼盛在《自著年譜》中的回憶，他在做秀才時，因為生計困難，只得借住在僧舍學習，甚至必須自操井灶之勞。譬如冬天到外面汲水，手與水桶凍在一起，到了房內，呵化，才開始做飯。夜里因為缺油點燈，只得在月下讀書。月下夜讀，又沒有夜宵可吃，腿肚常常被凍木，只好起身繞著室內快跑。秀才窮況，真可謂難言萬一。窮困的秀才，為生計所迫，只好通過處館、游幕、從醫、經商甚至棄巾成為山人清客，以此維持自己的家庭生計。

自宋代以后，秀才的聲望已有下降之勢。據洪邁《容齋三筆》記載，宋代已視秀才為“相輕之稱”。到了明代，秀才成為科舉仕路上生員的俗稱，連生員也不以“秀才”之稱為榮，一聽別人稱自己為秀才，往往會覺得受到別人的輕蔑。于是，在小說與戲曲作品中，開始涌現出一些“酸秀才”的形象，成為此類讀書人的范型化人格。如民間俗語中稱秀才為“醋大”，這是說秀才雖無多少學問，卻喜歡掉書袋；在明代流行的《六院匯選·江湖方語》這本書中，更是直稱秀才為“酸子”。清朝人蔣礪堂中舉人之后，他的族侄蔣德輿專門寫了一副賀聯，云：“秀才既去酸還在，進士將成大已來。”明代趙南星《笑贊》中有一則笑話記道：有一位秀才上街買柴，道：“荷薪者過來。”賣柴的人因“過來”二字聽得明白，就把柴擔挑到他的面前。秀才問道：“其價幾何？”賣柴人因聽懂了“價”字，就報了價錢。秀才又說：“外實而內虛，煙多而焰少，請損之。”賣柴的人不知秀才在說什么，就挑著擔子徑自去了。可見，一些秀才學問淺陋，卻喜歡咬文嚼字，養成一股酸腐之氣，干不了實事，是酸秀才形象為人取笑的重要原因。

達則仕：仕宦的生活世界

如陳繼儒云：“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這是傳統社會對官員的理想要求，然揆諸明代官員的仕宦生涯，亦并非盡是如此。

士人中舉人、進士之后，就是“做官”的開始，由此開始仕宦生涯。紳是“一邑之望”，甚至是“一國之望”，其聲望足以成為一邑、一國的表率。從明代的制度規定來看，國家確實賦予官員諸多特權，其榮耀足以令天下百姓艷羨。明代官員的榮耀，來自以下幾項制度規定：一是中舉人、進士之后，家中可以樹旗桿、立牌坊，從此成為“有門檻”人家，亦即成為“官戶”與“宦戶”；二是服飾上的榮耀，紗帽、圓領，錦繡織補，文臣至于“腰玉”即腰系玉帶，已是仕宦人生的極致；三是封贈，生曰封，死曰贈，明代文臣三年考滿無誤，父母、妻子可以得到封贈誥命，其幸運者如內閣首輔夏言、刑部尚書王之誥，甚至得到封贈四代與金書誥命的榮耀；四是賦役優免的特權，明代官員可以根據官品的高低，享受不同的賦稅、徭役優免權。

明代官員尤其是地方官的官守以及行政才能，可謂好壞不一，參差不齊。“庸吏”“傲吏”固不待言，即使是“才吏”與“清吏”，也有道德或才能偏于一隅之弊。唯有“循吏”，才能保護“群黎”，使百姓擺脫“水旱之流離，兵燹之瘡痍”的困境。然欲達臻“循吏”這一境界，既得朝廷之贊賞，又結治下百姓之歡心，談何容易。作為官員層級序列中的地方官，同樣必須遵循官場規則，而后達到“致君澤民”這一理想。一方面，地方官必須忙于“催科”，更多地替“國計”著想，以便解決朝廷的財政危機；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以“撫字”為先，不得不替“民生”多做考慮，以便安定地方秩序。因此，明代地方官往往陷入一種矛盾的心態。不僅如此，從明代官員的仕宦生涯來看，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型，當然也不乏兼而有之者：

一是清雅。明代仕宦是清雅生活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在明代的仕宦群體中，“偷閑”觀念與崇雅意識日漸興盛。一方面，仕宦通過竹木、花草、動物中具有美譽的某些品種，自我營造、自我欣賞自己的清高脫俗，并以此比擬自己的高尚德操，此即所謂的托物寄志與以物比德；另一方面，仕宦熱衷于古董、時玩、書畫的收藏，并以書畫、花木、盆景等，妝點并美化居室生活。這種對雅致生活的追求，逐漸滲透到普通百姓中，由此導致庶民百姓也開始追求“愛清”，進而形成一種生活藝術化的趨勢。

二是求利。按照明代的法律規定，官豪勢要之人，乘船經過關津，若是不服盤驗，將被處以“杖一百”。洪武年間所定的制度還規定，官員一律不準在自己轄治內從事商業買賣活動。自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官宦家人，以“弟男子侄”名色，駕駛官民船只，“滿裝貨物，所至商販，漁獵民財”；又有一些地方官員，“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于民”；更有甚者，一些權豪勢要，容留無籍之徒，號稱“管店”或“小腳”名色，“倚恃權豪，虛張聲勢，于京城內外遠近去處，邀截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兩，打死人命，靡所不為”。

三是生活奢靡、沽名釣譽。在明代，某些士人一旦科舉得以高中，“改號娶小”便成為一時風氣。正如筆煉閣主人所編小說《補南陔》所言，這是當時士大夫中舉之后的人生四件得意事：“起他一個號，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轎，討他一個小。”乘轎、娶小已成仕宦生活的樣板。如史料記載，很多新科進士外出，通常有兩個皂隸帶馬跟隨，而且“家人眾多”。有些進士，好制衣服，不惜花上300兩銀子制作衣服，生活奢侈，已如貴公子一般。有一個進士登第之后，便學奢侈，貸款200兩銀子，娶上兩個小妾。隨之而來者，則是別號的泛濫，乃至刊刻詩文集成風。士人一登仕途，不論是否具有文學才能，無不刻一部詩文集，以為“不朽計”。受這種風氣所染，一些明代官員不再遵守圣賢古訓，不再關注君德成敗與生民休戚，人生旨趣大為改變。一如當時史料所揭示，官員一旦相聚，在寒暄道舊之余，“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理，或以職任之炎冷為憂喜，或以升遷之遲速為欣戚”。至于京城的官員，競相傳聞以為美談的，則言必稱杜詩、圍棋、金華酒、《左傳》文，群起相尚，以為高致。對他們而言，修齊治平的人生使命或許已拋諸腦后了。

歸而隱：鄉先生的生活世界

在科舉時代，一旦官員在位便有諸多好處，就難免使士大夫生出戀位戀權、貪位固祿的意識。唐人姚合有詩句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唐代所謂的“除目”，依稀與明代官場的推升“朝報”相近，其中所涉升沉得失，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羨”，真可謂仕途世態，種種畢具。若是官員戀戀于此，確乎會終身喪其所守。揆諸明代官員的仕宦生涯，大多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滋甚，干進茍祿，不死不休。如明人李樂記載，明代有些尊官大吏，“一聞罷職，茫然自失，哭泣嗟咨繼之”。可見，一些官員貪位固祿，專為一身之謀。他日退休，更是希望自己能“名成身退”，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仕宦歸隱林下，即可稱為“鄉先生”。按照古代中國之禮，凡是卿士大夫致仕之后，若是德、功、言三者足以為后人楷式，那么死后，則可祀于當地之社。此即所謂的“鄉先生”。在明代，鄉先生的別名很多，諸如“鄉官”“鄉袞”“鄉士夫”之類即是。明代的在鄉士大夫，大體包括以下幾類：一為致仕回鄉官員；二為削籍為民官員；三為冠帶閑住官員。

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為名宦，入為鄉賢。”這就是說，居官與居鄉、宦業與鄉行理應合一。出仕在官，穿上官服，理應“盡國人之情”，有所建功立業，此即所謂的“宦業”；致仕回鄉，則應“盡鄉人之情”，杜門里居，有所修為，此即所謂的“鄉行”。一至明代，居官、居鄉已經判為兩途。正如明人張溥所言，有些士大夫“往往峻急于居官，而隱患于鄉黨”。

陳繼儒云：“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可見，士大夫致仕歸鄉，理應盡到表率鄉里的教化職責。事實則并非全然如此。如明人李樂云：“今日貶秩諸公，百無十九，在官在家，讀書、賦詩、做善事的固多，飲酒游蕩、囑托公事的也有。”明末清初人陳弘緒亦云：“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聲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若是細加剖析，明代鄉居士大夫的生活，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一是鄉賢，有先進遺風，熱愛鄉里，與民眾共甘苦，成為鄉里的道德典范。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在《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一文中，稱此類在鄉士大夫為“市隱”。唯有如此，方可稱真正的“鄉先生”。他們或“不問生計”“不喜營殖”“不治生產”，只是以詩酒為樂，雖生活樸素，卻能恪守“安貧樂道”；或杜門靜養，不聞一事，絕不干請地方官員，替人居間說事，從中獲取好處；或惓惓以鄉邦凋敝為念，主動關心鄉邦事務，置義田，繕橋梁，創義塾，賑濟災民，周濟鄉人，甚至替鄉人排難解紛，德被鄉梓；或退而家居，與故人耆舊結社為會，歲時燕集，杯酒流連，嘯歌終日，過一種“逸樂”的生活。

二是豪紳惡宦，專做虐民之事，橫行鄉里，招致民怨，道德典范淪喪殆盡。他們或奪人田地，占人產業，橫暴鄉里；或把持輿論，左右地方官員的考成；或出入衙門，居間說事，從中獲取好處；更有甚者，還開設賭坊，勾連賊盜，成為地方豪猾。

綜上所述，以人生旅程為視角，明代士大夫生活可以分為秀才、仕宦、鄉先生三個階段，并各具特點。若就士大夫的整體而言，他們的生活世界則是趨同的，別具雅、俗兩個面相：一方面，明代士大夫是閑情逸致生活的典范。一語一事，無不講求“韻”字，即使是人所時有的“謔浪”，士大夫亦追求一種“雅謔”。他們清高脫俗，托物寄志。袁宏道曾說，陶淵明之愛菊，林逋之愛梅，米芾之愛石，并非真的喜愛菊花、梅花、石頭，而是“皆吾愛吾也”。所謂的“吾愛吾”，其實就是通過這些與自己相似的外在物體，自己欣賞自己的清高脫俗。明代士大夫的業余喜好與藝術精神日趨勃盛，清人錢泳甚至稱明代士大夫“以書畫名家”，而董其昌就是最好的明證。另一方面，明代士大夫又帶有俗的色彩。憑藉自己的經濟地位，一些士大夫生活奢靡。他們有時相聚在一起，所行不過是飲酒、博弈與戲謔而已，至萬歷年間，更是出現了士大夫“以不工賭為恥”的怪現象；他們飲酒之時，需要“紅妝”陪伴，并由優伶、聲伎唱曲侑酒。至明末，一些輕薄文人甚至用科舉名次來標榜妓女，稱為“花榜”；他們相聚之時，無不喜說笑話，以談諧為樂。換言之，士大夫的生活，雅中有俗，俗中顯雅，從雅俗之辨，到雅俗互動、雅俗兼備。這就是明代士大夫生活世界的真實面相。

（作者：陳寶良，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