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學科的創立，至今尚不到百年。進入20世紀初期，無論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文獻的梳理、方法的探索，還是基于傳統的現代轉化而嘗試構建中國哲學體系，均取得一定進展，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哲學學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說是學習和依傍的產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對象是中國的；另一方面，它的問題意識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來的。這種狀況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延續著，只不過問題意識和思想框架發生了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日益緊密，進一步豐富了國人對世界的理解，對傳統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中國哲學研究進入一個活躍時期。比如，馮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描述中國哲學的邏輯發展。又如，湯一介思考中國傳統哲學概念范疇，試圖構造以真善美為核心的哲學體系；等等。在通史之外，無論是斷代史還是學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縱深發展。以出土文獻為代表的新材料發現，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帶動了人文學科內部的知識互動。這一階段研究的一個重要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國哲學主體性自覺。

中國哲學主體性自覺，體現在更加重視中國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賴西方的哲學定義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來擇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識體系。經學傳統重新被關注就是一個例子。馮友蘭晚年特別強調，要重視《周易》哲學研究。其弟子朱伯崑所著的《易學哲學史》，不僅系統梳理了易學中的哲學問題，而且確立了傳統經學在中國哲學領域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后來的學者除繼續探索易學哲學之外，還進一步討論《詩》《書》《春秋》等的哲學思想，豐富了對中國哲學的整體理解。

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自覺，還體現在更加注重對中國哲學獨特價值和普遍意義的發掘。21世紀之初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是對中國思想傳統內在價值的一次系統反思，也是對長期簡單以西方哲學框架構建中國哲學學科的系統反思。經過此次討論，中國哲學研究者增強了對哲學多樣性的認知，認識到不應把歐洲哲學或者美國哲學看作哲學的唯一形態。在這一背景下，學術界更加自覺地關注中國哲學的獨特價值和普遍意義。當然，這不等于不去尋求與外部世界的會通。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新時代對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時代構建中國哲學學科，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傳統，更加平和地處理與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的關系，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加強與世界的對話，更加從容地借鑒各國、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在中國和世界的會通中確立更加堅實的文化根基。在這個背景下，通過繼承和借鑒、知識和話語創新來呈現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已成為越來越多學者的共識。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08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