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不僅開啟了現代音韻學研究之門，也將漢語方音與中國音韻史研究的關系問題引入漢語學界。高氏在將《切韻》作為單一音系研究中國音韻史的同時，也為漢語方音勾勒出其基本理論模式，即“漢語方言除閩語外，都是從 《切韻》分化而來”。這一同質模型（或稱“單線模式”）隨著對《切韻》性質的討論，以及漢語方言形成歷史、漢語方音與《切韻》的比較而受到質疑。張琨、謝蓓蒂提出了將《切韻》作為異質論代表的雙線發展模式。以羅杰瑞為代表的“普林斯頓學派”更是拋開《切韻》，直接從現代漢語方言入手，通過選擇幾個或十幾個方言點進行歷史比較，構擬出某“古方言”，如古閩語、古粵語、古吳語、古客家話等。在此基礎上通過比較材料的異同，找出方言間的對應關系，并構擬出原始形式，以重建“原始漢語”。

普林斯頓學派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普林斯頓學派關于原始語的構擬在學界并未得到廣泛接受。反對的理由大體有如下幾點：一是與語言類型學相違背（如原始閩語六套塞音的構擬*p-、*ph-、*-p-、*b-、*bh-、*-b-）；二是于古無據，所構擬的語音沒有文獻作為證據；三是未考慮原始語的層次問題。

盡管反對之聲頗多，我們仍要充分肯定普林斯頓學派方法論上的合理性和意義，這是有原因的。

其一，它的基本假設與工作程序相契合。羅杰瑞既然假設閩語是超越《切韻》而直承上古漢語的產物，因此直接從現代閩語比較入手，構擬原始閩語，而不考慮《切韻》系統，這一工作程序與其背后的基本假設是符合的，在方法論上無疑取得了其合理性。

其二，它是嚴格執行歷史比較法的結果。根據歷史比較法的基本程序，一種對應關系代表一種讀音，如果一種語言的兩種讀音與另一語言的一種讀音相對應，而前者找不出分化的條件，只能在原始語中構擬兩種語音形式。按照這樣的原則，普林斯頓學派對原始語的構擬是完全符合歷史比較法程序的。

不過，純粹方法的演練自然不能讓人信服，它對于現代方言演變過程的解釋力的深度也受到質疑。因為它側重于方音來源的絕對時間，而對于相對時間缺乏關注，同時在時間上的挖掘深度也比較有限，無法勾勒出更早階段的面貌。此外，它對語言中空間要素的把握也有所欠缺。

漢語方音的重建方法各有局限

隨著漢語方言研究從共時描寫走向歷時層面的探討，學者們一方面通過漢語史與方言的比較形成互證；另一方面從人文歷史背景反觀方音形成的過程，對漢語方音史的重建與理論模式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對方音重建的內涵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以下分析幾種代表性觀點，及其背后方法論上的局限。

一是公式派。該派認為，某原始方言只是綜合反映所比較后代語的字音分合關系的最大公約數，或曰“公分母”，反映的是方言古音保留到現代的情況，而不是該方言真實的最古老面貌。不區分層次、接觸，在同質假設基礎上構擬的原始語只是對語音對應的總結。

這一觀點表面上繞開了原始語是否真實存在這一問題，在方法的操作上也相對簡單，避開對共時方音性質的判斷，但這并不能解決更深層面的問題，因此它離語言研究的終極目標還有一定距離。

二是實質派。該派認為，某原始方言包含了一個單一的音韻系統和形態系統，沒有方言或個人的變異，即假定構擬的語言在所有語言人口中是統一的。換言之，構擬出的某原始方言應當確實反映了語言實體，也可以用來解釋現代方言的發展歷史。雖然歷史比較法有局限性，當后代所有語都完成某音變，則無法還原早期讀音，其音值并不一定能體現出原始語的實際情形，但其重建的目的仍是接近于真實存在過的語音。

這一認識以語言同質性為前提，從純公式的賦值中脫離出來，語言實體性陳述較能為人所接受。但從目前研究看，其方法在操作上存在一定困難，而有的研究雖指出是實質派，但方法執行與公式派無太大差異。因此，如何在總結對應關系的基礎上追求能反映實際語言的原始形式（盡管持后一種觀點的學者未必都致力于原始語的構擬），這是該方法論需要有所突破之處。

三是層次派（或“無原始語”）。以閩語為例，假設原始閩語的形成過程是先經過百越族的底層轉換，到古閩語的不斷漢化，再經過歷代中原漢語和周圍方言的層次滲透，最終形成現代閩語。從層次的視角看，由于閩語是不同時間、空間地域方言層次的疊加，當逐層剝離這些外來層次時發現，雖然在時間主軸上也暗含前后連續的演變（還有閩語自身的演變），不過層次的源頭是外來的。因此，層次還原的最后，原始語是個空無所有的概念。是否要構擬一個時間上模糊、成分上具有多重層次疊加的“原始語”，這似乎并非大部分層次分析者的終極目標。

近幾十年來，圍繞層次研究展開了多方實踐，它對于語言史的相對時間與空間問題的關注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這一觀點似乎帶來一個革命性后果：它取消了普林斯頓學派式的對于原始語的構想。而如何離析出方言中包含不同地域來源、不同年代層次，則仍有討論的空間。因此，如何尋找符合漢語各方言史實且在語言演變上具有解釋力的方法，便成為關鍵問題。

重新界定漢語方音的重建

如上所述，各家對重建的理解各不相同，撇開各家定義內涵的差異，我們站在漢語方音形成史的解釋力上，對漢語方音重建進行重新界定。真正的漢語方音重建應當在以下幾方面完成理論突破。

一是文獻與比較的互證。以往的重建比較強調方法的演繹。這是由于無論是比較法還是內部重建法，都不仰賴文獻材料，歷史語言學中的構擬通常被理解為推求無法用書面文獻資料證實的語言（或語族）的某些發展階段的狀況。不過，我們應當注意歷史比較法本身具有二重性（dualism），即比較法的執行是一回事，而對運用該方法而得到結果的解釋是另一回事。前者是邏輯推導和公式展現，后者則具有歷史意義和價值。它們是比較法的一體兩面，屬于不同的兩個步驟。從漢語方言看，如果不考慮方言間的相互影響，以及歷代通語對方言的輻射，不結合中國方言形成的歷史，所謂的重建實則是違背比較法二重性原則的。

二是時間和空間要素的結合。時間要素包含相對時間和絕對時間兩個層面。前者指音變在時間順序上的先后，即某一音變發生在另一音變之前還是之后，通常從音理上判斷；后者指某音變發生的確切年代。我們既要將這兩個時間概念納入考量，也要重視空間演變類型的研究，因為如果單純談時間，就把來源的問題忽略了。比如當某語言的層次有不同的地域來源，演變類型在不同地域呈現不同類型時，我們無法從縱向演變排列音變順序，只能從地理演變類型看時空先后。因此，時空兩要素需并重。

三是不同性質讀音的區分。語言接觸與連續式（也稱“新語法學派式”“規則式”“條件式”）音變、擴散式音變、滯后音變具有不同的觸發機制，語言變化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其中最難以區分的是擴散式音變、滯后音變與語言接觸造成的層次。尤其是當幾種讀音都處于同一音變鏈中時，如何區分由于音變的滯后或受干擾、中斷造成的殘缺和由于不同層次的交疊而形成共時層面讀音的不一致？漢語方音重建應當建立在對這些不同性質讀音進行區分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回避這些問題。

四是弄清方音重建與漢語音韻史的關系。我們應當將方音重建的一些問題放在整個漢語音韻史中進行考量，而不是完全脫離漢語音韻史而自立門戶，因為要厘清原始語到現代方言的演變，除了現代方言內部比較之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漢語音韻史的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閩東方言的語音特征及其歷史演變研究”（15CYY0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