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的曾侯乙編鐘、五千多年的樂舞彩陶盆、八千多年的骨笛，考古學的發現一次又一次將中國音樂的歷史向前追溯。但國樂西傳卻只有短短數百年的歷史。在此期間，中國音樂美學思想、傳統樂器、樂曲、樂隊表演藝術逐漸被介紹到西方，成為西方社會日漸多元的音樂文化藝術的一部分。

中國傳統音樂美學理論的西傳

西方最早是通過傳教士、旅行者、探險家、商人的游記、信件和札記來認識中國音樂的。它們往往多是只言片語，內容零散，描述粗淺，多用上義詞，觀點多為一己之見。不過，正是這些碎片化的資料，開辟了中國音樂西傳的先河。

16世紀起，中國先秦諸子百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逐漸被來華傳教士譯成西方文字，藏身其中的中國傳統音樂美學理論也隨之西傳。《禮記·樂記》介紹了音樂的本原，“天地人和”的音樂審美及其“通政治，和民心”、教化德行的社會功能。《史記》作為紀傳體史學的奠基之作，也給音樂留有一席之地，即“樂書”。《呂氏春秋》是集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大成的雜家著作，《仲夏紀》和《季夏紀》的后四篇都是樂論，提出了“聲出于和”與“和出于適”的音樂審美理論，認為“適音”是音樂的最高境界，反對“侈樂”。《論語》提出中國音樂的最高境界是“盡善盡美”，“將倫理道德置于藝術美之始”。《孟子》認為“樂之實，樂斯二者”，音樂表現的是因仁義而喜樂的感情，強調“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的教化功能。《荀子·樂論》認為“聲樂之如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唯有“中平”“肅莊”的雅樂有利于國之穩固，外族和民間的音樂都被定義為“夷俗邪音”，因此圣王雅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淮南子》雖然沒有專門論述音樂的篇章，但在各篇中零散反映出道家“大音希聲”的美學觀點，“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實際上就是畢達哥拉斯提出的“五度相生律”，由此得到的純五度音程是最自然、最完美協和的，這便是“聲相和”的基礎，音樂美的靈魂就是“中和”。在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中，有關音樂美學的論述不勝枚舉。這也為18世紀歐洲掀起的“中國熱”在音樂文化上有所體現奠定了基礎。

在18世紀的歐洲，人們可見用五線譜記錄的中國曲調，聽到中國樂隊的演奏，還可在中國舞場、中國劇院中欣賞帶有中國元素的音樂節目：意大利喜劇班首演的五幕喜劇《中國人》，法籍傳教士馬若瑟翻譯的《趙氏孤兒》、抒情劇《法國的斯文華人》、戲劇《韃靼人》和芭蕾舞《中國令節》等。一些中國樂曲如《柳葉錦》《茉莉花》也被譯成五線譜，收錄或引用到各種西方音樂文選和專著。但此時中國音樂還只是作為一種中國文化元素被歐洲人接受，只是為了迎合當時民眾追崇異域風情的“獵奇”心理。

19世紀至20世紀，來華西方人數量增多，他們對中國傳統音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紛紛著書立說。他們將中國音樂理論從先秦諸子百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之中分離出來，如《禮記·樂記》《周易》《論語》《呂氏春秋》中的音樂美學理論，《前漢書·律歷志上》《周易》和《性理大全》中的樂律學理論，《通典》和《呂氏春秋》中的音樂史，《苑洛志樂》《樂府傳聲》《宋史·樂志》和《音論》中的音律學理論，《琴聲十六法》《琴適》和《琴賦》中的古琴理論與實踐等。他們將這些內容按照西方樂學體系分類，引譯到各自介紹中國音樂的著述中。李提摩太夫人瑪麗·馬丁的《中國音樂》分別從歷史、記譜法、調式、和聲、樂器等方面介紹中國音樂。阿里嗣的《中國音樂》介紹中國的禮樂與俗樂及其相應的樂器，音階體系和記譜體系。帥福守的《中國音樂記譜法》介紹了工尺譜，并將《說鳳陽》等四首工尺譜曲譯成了五線譜。李太郭和鄧尼克撰寫了關于中國樂器以及音樂體系的論文。花之安撰寫了長篇論文《中國音樂理論》。衛禮賢創辦的《中國學刊》包含了“中國音樂”欄目，發表了《中國音樂》和《中國音樂之精華》以及中國留德學者王光祈的《論中國音樂》《論中國音樂記譜法》。錢德明的《中國古今音樂考》分成三部分，一是八大類傳統樂器“八音”，二是律學體系如“三分損益律”和朱載堉“十二平均律”，三是調式理論。樂維思的《中國音樂基礎》論述了中國語言與音樂的內在聯系，系統介紹了各種音階體系和記譜法以及古代譜曲的基本規則，提出再現中國古典音樂的可能性。荷蘭外交官高羅佩的《琴道》和《嵇康和他的〈琴賦〉》系統全面地譯介了中國古琴理論與實踐。法國駐華外交官莫朗的《中國音樂》、漢學家拉盧瓦的《中國音樂》和法國駐北京公使館書記官庫朗的《中國雅樂歷史研究》，這三部綜合性作品對中國音樂積極正面的譯介得到中外學者的贊譽。“中樂西傳”逐漸走上理論化和科學化的道路。

海外華人團體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播

海外華人團體也是傳播中國傳統音樂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無論身在何處都不忘傳統民俗節慶，也把中國民俗音樂帶到那里。唐人街的中國餐館、茶館在提供飲食服務的同時，也是人們休閑娛樂的地方，常有中國藝人吹拉彈唱。他們演奏的中國樂器二胡、琵琶、揚琴、三弦、月琴等典型的中國樂器，給西方民眾帶來極大的感官沖擊，引起當地媒體濃厚的興趣，有關中國音樂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據不完全統計，從鴉片戰爭以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歐美民間各種報刊僅提及“二胡”的報道就有百余篇。受到價格因素影響，當時在海外使用的中國樂器制作工藝仍比較粗糙，與制作精良的西洋樂器有較大差距，同時受中西音樂差異、國際環境以及觀眾認知能力的影響，這些報道對中國音樂的評價往往不盡客觀。但西方記者的描寫讓這些樂器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給二胡、琵琶這些樂器牢牢貼上了中國音樂的標簽。中國音樂逐漸成為聯系海外華人的精神紐帶，越來越多的華人民樂團涌現出來，活躍在各個社區。越來越多有志于傳播中華音樂文化的有識之士不遺余力在海外培養民族音樂人才，普及推廣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令其吸引更多西方受眾，并逐步走出華人社區，進入西方主流社會。以美國為例，如今的中國民樂團既有專業隊伍，如紐約中國民族樂團、洛杉磯古箏樂團、舊金山漢聲樂團等。也有非專業的社區樂團，社區樂團還分成人樂團與青少年樂團。許多美國高校設立多元音樂文化課，當然也包括中國民族音樂。歐美的報刊也時常可見中國民樂團體的演出海報。中國傳統音樂已經逐漸走進西方民眾的生活，成為當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中樂西傳”至少已走過五百年的歷程，在這個漫長過程中，中國音樂不僅走進海外華人、西方民眾的生活，還走進西方的音樂。英國作曲家班托克基于《茉莉花》旋律創作了一首二部卡農曲。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將其改編進歌劇《圖蘭朵》，而劇中的另一首歌曲《今夜無人入睡》也深受該曲“柔腔風格”的影響。美籍俄羅斯作曲家阿巴扎將信天游、西北山歌、蒙古短調等極具地方特色的小曲改編成鋼琴曲《16首中國曲調鋼琴小曲》。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以民歌《孟姜女》為基礎創作了同名歌劇。俄羅斯作曲家夏里柯的《南中國幻想曲》是由多首廣東傳統民歌改編而成。中國的五聲調式音階被用到馬勒的《大地之歌》、克萊斯勒的《中國花鼓》、沃恩·威廉斯的《低音號協奏曲》、羅赫博格的《秋天的文化》等作品中。中國音階、中國節奏、中國音色越來越多走進西洋音樂作品。此外，經數百年的譯介，中國音樂哲學也影響著西方音樂的創作，其中最典型的是被譽為“音樂哲學家”的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奇，他受到《易經》的啟發，創作了《變化的音樂》和《4分33秒》。

當前，中西方音樂文化交流活動盛況空前，大量外國演出團體來華演出中國曲目，大批留學生來學習中國音樂，中國民樂團體和音樂家也紛紛赴國外講學、演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正積極參與國際對話，重新煥發生機。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