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對西方文學文化的影響

對于20世紀初的西方而言，中國道家思想最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一縷東方之光，為之呈示可以克服西方文化危機的一種文化精神。西方知識界掉頭東顧，在古老的中國哲學智慧中尋覓撫慰心靈創傷之甘泉，其本質在于借東方之道，澆自身塊壘。

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中國哲學精神曾對西方文化產生重要影響。20世紀以前中國哲學思想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是儒家思想，20世紀以來道家思想逐漸影響西方。在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間，西方文化界甚至掀起了一陣不小的“道家熱”，冀望從古老東方文化中尋覓精神之救贖。

“道家熱”的興起

大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二三十年間，西方對中國道家思想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早在16、17世紀，中國道家學說就與儒家學說一起被譯介西傳，但由于傳教士的親儒排道政策，其時道家思想鮮受關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科技理性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的生態環境、精神等方面出現“現代性問題”，西方興起了一股“東方文化救世論”思潮，作為一種“精神科學”和生存智慧的道家思想為西方文化界競相采集，他們把道家思想作為人類至高智慧的榜樣加以崇奉。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認為，對道的追求，對生活意義的追求，在當時似乎已成為一種集體現象，其范圍遠超人們的想象。當時西方出現的這股“道家熱”以德國最甚。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出現一股譯介中國古典哲學的熱潮，其中貢獻最大的是衛禮賢。他對中國經典特別是老莊道家哲學的譯介成就卓著，主要有《道德經》（1911）、《莊子》（1912）、《中國人的生活智慧》（1922）、《老子與道家》（1925）等。其譯著一版再版，并被譯為多種文字流傳歐洲，為戰后的西方人注入有益營養，并為西方盛極一時的“道家熱”奠定了基礎。

老子被視為一位偉大的先覺人物，首先在西方思想界廣為接受，當時西方不少思想家紛紛巡禮于道家哲學殿堂。

韋伯的《儒教與道教》深入探討了中國的宗教文化心理。他認為，東方宗教的特點是以出世的態度，通過冥思默想達到天人合一，獲得自身的救贖。道家思想中的“清靜無為”等觀念具有與儒教理性主義相反的神秘主義色彩，而其“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則與儒教的大同世界相似，兩者都試圖以一種價值理性來規范人們的現世行為。雖然韋伯在書中并未呼喚人們到東方文化中去尋求治世良方，但該書的問世激起西方知識界對中國文化更深層次的興趣。

斯賓格勒盛極一時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主張從“道”來把握中國文化，并詳細論述了他所理解的“道”，其所關心的并非作為物質本原而是作為變化規律之“道”。他認為世界有“道”，因之它具有節奏、韻律和周期性，這與他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形態的發展規律是相一致的。斯賓格勒對中國的“陰陽之道”也十分熟悉，他對“道”所包含的對立兩極，即受陰陽變化所制約的世間萬物相輔相成的兩面作了細致闡述，并將此原理運用到自身對宇宙社會的具體分析中。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與道家思想在“貴無”方面不謀而合。德國學者賴因哈德·梅依曾在《來自東方之光：處于東亞思想影響下的海德格爾著作》一書中列出海德格爾文字與道家文本大量相似之處，通過將其著述的部分行文與老莊的德文版對照比較，他發現海德格爾有時幾乎是逐字逐句挪用了道家的主要觀念。海德格爾對老莊思想的確十分推崇，他曾認真閱讀過《道德經》《莊子》，并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道德經》，其工作間所掛中文書法作品就出自《道德經·十五章》：“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曾與弗洛伊德分庭抗禮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則將道家思想引入其“集體無意識”研究。榮格曾為衛禮賢翻譯的《太乙金華宗旨》和《易經》作序，中國的道家經文使他深受啟發，其中的經驗綜合型思維方式為他的心理分析思想提供了佐證。榮格還在宣揚陰陽互補、與道合真的內丹之法中，找到與自己心理分析方法的契合處，他對無意識現象“同步原理”的認識，源于《易經》中星相學與卦象吻合關系之啟悟。

道家思想成為西方文學創作的母題

該時期道家思想在西方文學界的影響尤甚，不但成了許多作家的精神支柱，而且還成為他們筆下一再申述的母題。

這首先在德國表現主義文學中有充分體現。德布林的《王倫三跳》以18世紀中國乾隆年間的歷史為背景，以道家哲學為依據，對主人公王倫經由命運的三次跳轉最終自焚皈依“無為”的故事進行了形象演繹。王倫的悲劇色彩體現了無為哲學面對人世的無奈，而道家清幽的無為之境正是以其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妙與神秘，撩撥著現代人焦灼的心靈。劇作家托勒爾的劇本《群眾與人》主人公在“無為”和“有為”間的猶豫及幾次生命抉擇，與德布林筆下的王倫頗為相似，作品雖未直接引用道家語錄，卻深深耦合老子“無為”與不息的生命輪回之思。

德國“浪漫派騎士”黑塞一生鐘情于東方文化，并將《道德經》和《莊子》視為他所接觸的最重要的中國文化之內容。道家思想不僅影響了其生活和思維方式，并廣泛浸潤其文學創作，萬物源道、對立統一、上善若水、生死循環等思想被其小說作品一再申述演繹，成為黑塞構建自身文學審美觀的重要精神依據。戲劇大師布萊希特也深受道家思想潤澤，他的長詩《老子西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意在借老子而明志。老子以弱勝強的辯證法思想對布萊希特影響最大，其小說和一些詩歌作品對之有著生動演繹。莊子的“無用之用”特別是“有用之患”思想對其藝術思維亦有深刻啟示，這在其劇作《四川好人》和《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中有鮮明體現。

當時法國不少作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浸染。象征派詩人克洛岱爾迷戀中國道家哲學，曾以老莊解詩。克洛岱爾感受最深的是對老子對立統一關系中“有”“無”觀念的理解。在其作品中，老子所言的“輻轂”與“埏埴”這兩個意象頻繁出現，二者所蘊含的“空無”之思成為他表達自身基督神學理念的具體借托。另一位象征主義詩人圣瓊·佩斯在北京西郊道宇中所作的長詩《阿納巴斯》，描述了詩人在瀚海荒漠探索斗爭的奇壯圖景。“阿納巴斯”寓有道家“內心登臨”之意，詩作在抒情形象、方式與內在結構上都有道家思想滋養的印跡。亨利·米修曾于1930、1931年間游歷中國，并與道家思想結緣，其游記多次提到老子和道家。其詩作空靈、飄逸，展示了道家“虛靜”“守中”的境界，帶有濃郁的“佛”味和“道”味。米修一生的藝術探索尋道求虛，被批評家看作是在20世紀法國詩壇上“開啟了西方的《道德經》”。

綜上，對于20世紀初的西方而言，中國道家思想的最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一縷東方之光，為之呈示可以克服西方文化危機的一種文化精神。西方知識界掉頭東顧，在古老的中國哲學智慧中尋覓撫慰心靈創傷之甘泉，其本質在于借東方之道，澆自身塊壘。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