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多年來，收入分配一直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學界討論的焦點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為何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怎樣衡量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如何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回答以上三個問題，關鍵是要選準正確的研究角度，如果研究角度不對，得出的結論必然似是而非。

研究當前我國收入差距的形成： 應從交換角度分析

中國成功地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分配體制從單一按勞分配轉向“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經濟學研究表明，市場經濟的分配與交換是同一個過程，因此我們討論市場經濟下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不能僅就分配談分配，而應從交換角度研究和分析。

關于收入來源與收入分配，薩伊于19世紀初曾提出所謂的“三位一體公式”：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評過薩伊，說他混淆了收入來源與收入分配的區別，并指出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并不是資本創造了利潤或土地創造了地租，資本與土地不過是創造收入的條件。

馬克思的分析是對的，收入只能來源于勞動者的勞動，可這是否意味著其他要素就不能參與收入分配呢？當然不是。事實上，只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允許全要素參與分配。讀者想想，黨的十六大報告為何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我認為，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不確立這個原則，就無法調動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往深處想，市場經濟下實行按要素分配，其實是與市場經濟的前提有關。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而商品交換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商品要有不同的占有主體；二是保護產權。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換時曾經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同理，生產要素也是商品，若沒有占有主體，也不能自己進入市場去交換。

商品交換為何要保護產權？或者反過來問：如果一個國家不保護產權意味著什么？這無疑是默認弱肉強食規則，意味著搶劫盜竊、欺行霸市等行為皆不違法。倘如此，不僅不可能產生商品交換，反而會導致強盜橫行。14、15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就是這方面的例證。

商品交換要保護產權，而產權被保護，那么收入就只能按要素分配。為何作此推斷？讓我用下面的例子解釋：假定有三個人分別是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所有者，經過共同協商，他們將各自生產要素組合起來辦企業，結果一年收入了100萬元。請問這100萬元怎么分配？假如國家保護產權，三個要素的所有者都應參與分配，否則剝奪任何一方的分配權，都會造成對產權的侵犯。

時至今日，人們對按要素分配已有共識，當前人們的困惑是，按要素分配為何會出現收入差距？對此馬克思早就為我們提供過分析視角。馬克思明確講，利潤是資本的價格，地租是土地的價格，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從這個角度看，按要素分配其實就是給要素定價。價格要由供求決定，供不應求的要素價格會高，供過于求的要素價格會低，由于要素的稀缺度不同，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必然不同。

懂得了上面的原理，我們就不難解釋我國為何會存在收入差距。在中國現階段，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諸要素中，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由此便決定了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收益率會高于勞動要素的收益率。可見，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出現差距與社會制度無關，而是要素的稀缺度不同所形成的結果。

衡量當前我國收入差距：應從消費角度比較

學界通常用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工具并沒有錯，關鍵是我們對收入怎樣理解。在經濟學里，收入分資產性收入和勞動收入兩種：資產性收入是指投資利潤，而勞動收入則主要指工資。目前人們希望縮小收入差距，那么我們就得弄清楚這個差距的含義是什么？究竟是指資產性收入與勞動收入的差距，還是僅指工資性收入之間的差距？

舉例說吧。某民營企業一年利潤為2000萬元，而某員工一年工資為10萬元。若從資產性收入看，企業主收入是2000萬元，兩相比較，企業主收入是員工收入的200倍，差距可謂大也。可值得注意的是，若從收入使用的角度看，利潤卻不同于工資：利潤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而工資則主要用于個人消費。若用利潤與工資之比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是否也不太合理？

嚴格地講，資產性收入并非企業主個人收入。費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論》曾給收入下過定義，說“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意思是，貨幣只有當人們用于購買食物、衣服、汽車等進行享用時才成為收入，沒有享用的貨幣，是資產或財產。如某企業主一年進賬1000萬元，其中20萬元用于個人消費，980萬元用于投資。按照費雪的定義，20萬元是他的收入，980萬元則是他的資產。

不難看出，費雪是將收入定義為個人消費費用。現在的問題是，比較收入差距我們應選擇哪種口徑的收入？在我看來，選擇何種口徑的收入要取決于比較收入差距的目的。當年馬克思選擇用資本家利潤（剩余價值）與工人工資作對比，目的是為了揭示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喚醒工人推翻資產階級。而我們今天研究收入差距的目的顯然不同，是為了給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提供依據。

正因為目的不同，研究當前我國的收入差距就不能用利潤與工資作比較。前面說過，利潤會轉化為投資，投資形成的資產雖為企業主所有，但主要不是用于企業主個人消費。恰恰相反，企業資產越多，創造利稅越多，對社會的貢獻也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主資產也是社會資產，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

請讀者思考一個問題，將利潤算作企業主收入，除了夸大收入差距還有何實際意義？應該說，中國經濟發展能創造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在我國目前經濟體系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這里要特別提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所作的一項研究。他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不僅來自收入，同時也來自比較的參照。上世紀70年代，美國居民收入和二戰前比平均高出不止3倍；可據他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戰后人們收入差距擴大，美國普通民眾的幸福感反而不如戰前。此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雖然我們要調節收入差距，但也不能過度夸大收入差距，否則就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后果。

調節當前收入差距：應從兼顧公平效率角度施策

我們不能夸大收入差距，當然也不能否認當前存在收入差距。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政府必須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何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我體會，就是能兼顧公平與效率的收入調節機制。

毋庸諱言，追求公平是人類的天性，與生俱來。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曾作過這樣的討論：把一群人送到一個孤島，讓他們一切從零開始，誰也沒有財產，誰也不知道未來，然后讓他們自己選擇分配制度，他們會選擇均等分配還是差別分配？羅爾斯推測，多數人會選擇均等分配。羅爾斯作此推測顯然不是主觀臆斷。有事實為證，原始社會的分配其實就是均等分配。

對人類為何傾向于均等分配，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做過分析。他說：即便社會財富不增加，只要均等分配收入便能增進社會福利。庇古的理由是：窮人手里一元錢的效用要比在富人手里的效用大。富人增加一塊錢不過是錦上添花，減少一元錢也無傷大雅；可對窮人來說，增加一塊錢是雪中送炭,減少一塊錢則可能影響生存。于是他得出結論：將富人收入轉移一部分給窮人，必能增加社會福利。

上世紀前半期，庇古的觀點廣受好評，并一度影響過西方國家的分配政策。可后來由于英國等歐洲國家先后患上了“福利國家病”，庇古便遭到了眾多的質疑和反對。有學者批評說，公平與效率同等重要，絕不能顧此失彼，若只強調公平不重視效率，經濟發展就會停滯，最后富人都會變成窮人。

其實，在庇古之前，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就提出過“帕累托最優狀態”。其含義是，在既定分配狀態下，若不減少一個人的福利便無法增加另一人的福利，分配若達到這樣的狀態就是最優狀態。反之，若不減少任何人的福利卻能增加其他人的福利，則屬“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指出，只有“改進狀態”的收入調整，才能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

然而困難在于，現實中收入調整不能僅局限于“帕累托改進”，為了照顧公平，政府有時不得不抽肥補瘦。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才可抽肥補瘦呢？為此美國學者卡爾多提出了“假想補償原則”：即補貼窮人要以窮人收入增加能彌補富人收入減少為前提。比如，讓富人拿100元補貼給窮人，若窮人能夠增加100元，這樣的調整可取；若窮人只增加了90元，對社會則是得不償失。

問題是怎樣讓補貼有效率？弗里德曼主張采用負所得稅方案，即：負所得稅（補貼）=社會貧困保障線-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稅率。舉例解釋：假定貧困保障線為1000元，負所得稅率為50%，若某人實際收入為1000元，按上面公式計算可得補貼50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實際收入+補貼）為1500元；若實際收入為500元，可得補貼750元，個人可支配收入為1250元。可見，用這種辦法補貼窮人可鼓勵人們勤奮勞動創造收入。

以上是理論分析，轉向政策操作層面，我認為政府調節收入分配應把握三個重點：第一，公平事關人心向背，為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政府要密切關注收入分配狀況并適時予以調節；第二，對“帕累托改進狀態”的收入分配改革，應盡可能加快推進；第三，調節收入差距應兼顧公平與效率，要立足供給側“造血”，從消費性扶貧轉向生產性扶貧。

簡短的結論

綜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是市場經濟的分配與交換是同一過程，按要素分配就是給不同的生產要素定價。按照供求決定價格原理，只要生產要素稀缺度存在差異，收入分配就會出現差距，當前我國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而且企業利潤并不是企業家的個人收入，因此我們不能用利潤與工資之比反映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由此說，中國基尼系數的測算應以消費支出為基礎，否則會夸大收入差距，誤導人們的視聽。

三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既要注重公平，也要兼顧效率。當前要以精準脫貧為重點，加快推進“帕累托改進型”的收入分配改革。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技術含量；利用扶貧資金，從供給側扶持農民發展生產；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為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