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些人舉起關稅“大棒”，挑起對中國的經貿摩擦。美國對其他主要貿易伙伴國也采取了類似的威脅方式，攪亂全球經貿格局。如何理解美國“關稅武器化”政策的根源和危害，我們將重點從歷史經驗和貿易理論層面作分析。

從三份千名經濟學家請愿信談起

1930年，在全球陷入經濟大危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的關鍵性歷史時刻，美國1028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美國國會和總統，強烈敦促美國國會拒絕通過提升關稅水平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經濟學家們指出，高水平的關稅保護將提高美國的生活成本，損害大多數美國民眾的利益；大部分農民、出口商將受損；同時，高關稅將損害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們的建議沒有得到采納。該法案通過后，美國平均關稅大幅度提升，導致其他國家只能被動跟進實施報復性關稅，全球經濟付出了慘重代價。

2007年，美國國會兩位參議員提出保護主義議案，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否則美國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巨額關稅。1000多名經濟學家遞交請愿信，反對通過此項針對中國的議案。

2018年，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美國1100多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美國總統和國會，警告美國政府不要采取加征關稅的保護主義政策，以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覆轍。然而，美國一些人又一次做出了錯誤選擇。

為什么美國屢屢違背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逆全球化發展趨勢而動？回顧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可以發現，盡管美國表面上采用了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輪回的政策，但總體來看，美國具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傾向。從1776年到19世紀20年代，在經濟崛起過程中，美國采用了全面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南北戰爭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在逐步成為世界工業強國后，仍采用貿易保護政策來助推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20世紀30年代面對大危機時，美國率先采用了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二戰后，美國為了自身經濟利益開始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但仍將貿易保護主義作為打壓主要競爭對手、緩解自身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政策手段。隨著戰后日本以及德國等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美歐、美日的經濟競爭在多個領域展開，美國采取多種手段打壓日本等國家的發展。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多次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進行打壓。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如今美國依然會高舉關稅工具四面出擊，對伙伴國極限施壓。

現代經濟中關稅的基本經濟屬性

降低關稅率是促進資源在全球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馬斯·孟曾提出國家貿易差額論，認為一國的對外貿易必須保持順差，即出口超過進口，因此，需采取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對制造業進口征收高額關稅。重商主義遭到了亞當·斯密的批評，此后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進程中，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新貿易理論等，基本都認為自由貿易是對貿易雙方有利的政策選擇。在現實發展中，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已經成為各國的基本共識。世界貿易組織要求任何成員國不得在進出口方面針對某一成員國采取歧視性做法，任何成員國不得隨意將進口關稅提高到超過其約束水平，同時鼓勵成員國通過互惠互利的談判來逐步削減關稅，促進自由貿易發展。美國一些人重拾重商主義的貿易觀點，有悖于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和各國形成的共識，在全球化進程中產生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

美國提出的所謂“對等關稅”有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世界貿易組織尊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異，確定“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規定基于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和需要，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可以在一定的范圍和條件下，適用較為優惠的待遇。在關稅水平上，世貿組織并沒有要求采取關稅對等的原則。關稅的結構應該體現各成員國的發展階段特點。在歷史上，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根據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的建議，采取了保護性關稅政策。目前美國一些人要求其他國家和美國采取同等水平的對等關稅，實質上是不公平的，是在美國自身已經經過需要保護的發展階段后，剝奪其他國家的發展權。

進一步看，將關稅作為剝奪其他國家財富的手段扭曲了關稅的屬性。歷史上征收關稅曾經主要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的。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財政性關稅的功能逐步弱化。關稅占一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因為出口關稅不利于提高一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各國普遍采用出口退稅的方式，退還其生產該商品已繳納的國內稅金，使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力。進口關稅方面，稅率水平總體應符合WTO的要求，以免形成關稅壁壘。美國一些人多次提出通過加征關稅來取得財政收入，其實質是將關稅作為剝奪其他國家財富的工具。

警惕“關稅武器化”

在關稅使用方面，美國一些人除了采取背離關稅屬性的做法外，更需要警惕的是其將關稅武器化。從1974年至今，美國對貿易伙伴國共發起了100多次“301調查”。美國關注的問題從關稅、配額、歧視性待遇等邊界措施，逐步轉向政策和制度相關問題。可以說，目前提高關稅本身并不是美國一些人要達到的目標，其是將關稅工具作為談判的籌碼和貿易博弈中的威脅“大棒”，施壓貿易伙伴做出妥協，達到獲得更多讓步和貿易利益的目的。

關稅保護措施在WTO的多邊貿易體制或者區域貿易協定下通常是不允許的，容易引起單邊報復或多邊制裁，因而其他國家很少使用這類措施。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對關稅措施一直情有獨鐘，是其貿易政策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美國通常使用一系列的國內法，或者多邊和區域貿易體系下所允許的“雙反”工具為其關稅政策找尋“借口”。

美國青睞關稅政策工具的原因，可能與其片面看重關稅政策的優點或優勢有關：關稅的效應更加直接和可控，并且往往也更加有效；關稅的效應立竿見影，一旦政策實施就會直接作用于進出口貿易；關稅獲得的稅收收入，可再分配給消費者或生產者，而非關稅壁壘的成本往往是一個無形的損耗；關稅的資源配置扭曲效應比非關稅措施要小，只會引起資源配置的轉移，而沒有物質資源的消耗。

最優關稅的存在也為美國的關稅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最優關稅是一國貿易條件（衡量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出口相對于進口的營利能力）改善帶來的收益減去因貿易量減少帶來損失的凈收益達到最大化的關稅水平。所以，以自由貿易為起點，當一國提高關稅率時，其福利會逐漸增加到最大值（最優關稅率），然后當關稅率超過最優關稅時，其福利又逐漸下降。不過，最優關稅的存在是有條件的，只有具有一定市場勢力的貿易“大國”才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獲得收益，而貿易“小國”的最優關稅就是自由貿易的零關稅。美國貿易“大國”的地位決定了一定程度的關稅措施反而能夠讓美國獲利。

當然，最優關稅的存在和成立，要依賴于關稅能夠改善該國的貿易條件。按照國際經濟學的分析，貿易“大國”在征收進口關稅時，可以通過市場勢力來影響國際市場價格，轉嫁關稅的成本并改善貿易條件，進而獲得相應的收益。具體到美國，正是由于其貿易“大國”的地位，并利用其他國家對美國市場依賴度更高的現實，屢屢采用關稅“大棒”迫使貿易伙伴做出讓步，并達成不平衡的貿易協議。

關稅不應成為美國霸權的買路費

加征關稅措施實際上會損害進出口雙方以及世界整體的經濟利益。對出口國來說，由于關稅帶來的價格上漲有損商品的競爭力，導致出口下降進而對相關產業的增長和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對進口國來說，關稅的提高一方面會提升消費支出而損耗消費者剩余，同時還會發生貿易轉移效應而增加進口支出，如果出口國采取報復性關稅措施則損失會進一步增加。美國一些人使用同樣的方法威脅中國，卻無法奏效。原因是貿易條件改善和最優關稅的存在不僅要求發起國的“大國”地位，還需要貿易伙伴的“小國”狀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巨大的市場和內需空間，顯然中美貿易博弈是典型的“大國—大國”情形。美國在面對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時同樣采用關稅威脅措施自然沒有效果，對弈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并傷及世界經濟。

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將旗幟鮮明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致力解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平等問題，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同各方開展貿易合作，實現共贏。在21世紀的今天，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的增加毫無疑問是各國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標。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只有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重回談判，并通過磋商解決問題，達成互利共贏的貿易協定，才是符合雙方和世界經濟利益的明智抉擇。

歷史傳說中，在地中海西口，有一個海盜盤踞的港口名叫塔利法（Tariffa），進出地中海的商船為了避免被搶劫，被迫向塔利法港口的海盜繳納一筆買路費。由此Tariff就成為關稅的另一通用名稱。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不應在經濟全球化的開放融通之路上設卡打劫，關稅不應成為美國霸權的買路費。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