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年號更迭審視日本主體意識演變

2019年4月30日，隨著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繼位，依循皇室典范 “一世一元”的規定，平成時代隨之落下帷幕，年號也因之發生更迭。與既往的年號命名迥然不同的是，本次年號的確定一改以往從漢籍中選取年號的做法，最終決定從日本最古老的歌集《萬葉集》中選取年號，并將年號確定為“令和”。這一舉動所折射的內在意蘊為，日本旨在通過年號這一重要“符號”彰顯自身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從近代以來日本構筑民族國家的發展脈絡上來看，日本主體意識呈現出“萌生—動搖—重構”的邏輯演進態勢。

近代之前主體意識萌生的思想源流

自江戶中期興起的復古主義文學運動，是從日本古典中尋求固有民族精神的學術運動，主要以荷田春滿、賀茂真淵和本居宣長等國學者為核心。本居宣長埋頭于《古事記》的研究，著有《古事記傳》，確認神道為古代精神的基礎。作為日本復古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對建構日本人的“同一性”（identity）具有鮮明的民族自覺。

日本主體意識的萌生，源于日本國學者民族意識的覺醒，進而主動擔負起構筑民族認同的學術職責，試圖清除歷史上外來文化對日本民族文化的侵蝕，通過提煉所謂的“日本精神”確立日本人的“主體性”和“同一性”。

本居宣長的神道觀倡導永恒性，認為天照大神的后裔自太古以來從未斷絕，以現人神的形式君臨日本。這不僅是日本與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日本優越性的根本體現。這一神道觀的意義在于建立了作為日本文化或情緒的象征——神圣化的天皇。于是，神道乃至天皇又作為“固有的”日本精神的根基，成為其創建近世日本人“同一性”的基礎。本居宣長的國學研究賦予神道和神格天皇作為構筑日本民族認同的核心要件的位置，并為明治維新以來構建神權天皇制國家預設了理論前提。

近代以來主體意識游移彷徨

面對西方強迫開國的巨大壓力，日本幕末維新志士的重要課題是如何有效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以及構建近代民族國家。明治維新之后，隨著文明開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日本歐化主義風潮甚囂塵上，逐步顯露出日本的傳統文化和固有文明遭致侵蝕的跡象，隨之維系和彰顯日本主體意識被提上議事日程，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主義”和國粹主義思想涌現出來。日本主體意識擺蕩于“西洋化”與“本土化”之間，呈現出困惑、迷惘及彷徨的復雜態勢，并對日本國家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明治初期的20年時間里，政治決策者和文化精英集中精力關注“西洋化”，主要致力于引進西方的政治體制、經濟政策和文化理念構建近代民族國家。但從明治20年代開始，思想界和文化界逐步出現反對政府實施歐化政策的聲音，試圖探求和振興植根于日本的民族文化思想。1897年，高山樗牛在《太陽》雜志上發表題為“禮贊日本主義”的論文，標志著頗具“本土化”色彩的國粹主義和“日本主義”的興起和復歸。

從明治初期崇尚“西洋化”風潮的浸染，向明治中期之后“本土化”的回歸，充分體現了日本主體意識在面對強大的西方壓力下所帶來的緊張感和焦慮感，亟待從這一困境中突圍出來，至少從思想界和文化界來說，所謂的“日本主義”和國粹主義即是試圖從西方化主導的窠臼中掙脫出來的嘗試。從日本的政治層面而言，明治國家體制宗奉德國及法國等國的建制，唯“西方馬首是瞻”，其后則由于不為西方所接受，轉而提出構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這一富有戲劇性的逆轉，最終以悲劇形態收場，凸顯了近代日本民族國家主體性構建過程的曲折。

戰后的主體意識重構

戰敗之后，日本主體意識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劇烈動蕩，美國主導實施的政治體制、民主理念及思維模式，全面地滲透至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不知不覺間，日本有墜入“對美從屬”陷阱之虞。如何在“親美”與“反美”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致使日本主體意識招致損傷和動搖，成為構筑戰后日本國家認同的至上命題。面對美國這一“巨大的他者”，與其進行富有自主性和主體性的互動博弈，投射在戰后日本主體意識重塑的“光譜”之上。

面對戰敗的沖擊，日本人開始徹底反思戰前對抗歐美帶來的毀滅性后果，旋即走上崇尚歐美價值規范的道路，戰后日本奉行“對美追隨”路線，即便位居“附庸國”的地位也在所不惜。然而，日本又不情愿在“內在化的美國”過程中遭受挫折和消解。保守派精英對以“自虐式”論調為規范的戰后言論界心懷不滿，伴隨著戰敗而來的“戰后體制性”束縛甚感憤慨，亟待從這一窠臼中掙脫出來。以保守派精英安倍晉三首相為首提出的“擺脫戰后體制”，實際上即是探尋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路徑，試圖從高度理念化的美國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抽離開來，旨在從美國的“巨大的陰影”之下實現逃離。

當前，日本在安全領域和政治領域與美國維系著緊密聯系，在經濟領域和外交領域則十分注重與中國加強協調合作。從思想層面而言，日本在面對美國時，試圖從“內在化的美國”中抽身出來，力圖從文化層面和精神層面謀求自主性和獨立性。與此同時，面對近鄰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影響力的持續攀升，以及中國的廣闊市場和無限商機，日本也期望通過搭乘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將其轉化為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引擎”。

顯然，從“令和”年號依據日本古歌集篩選的內在意圖來看，其凸顯了日本主體意識的重新萌生。步入令和時代后，繼續從思想層面積極構筑國家認同，從而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全新面貌迎接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是日本各界人士念茲在茲的至上命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后日本建構國家認同的思想資源研究”（15BSS01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