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說：“茍離卻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輕下批評，未有不錯誤也。故作史如作畫，必先設構背景；讀史如讀畫，最要注察背景。”這表明能否“設構背景”，能否“注察背景”，也是衡量歷史研究者是否具有學術觀察力的重要標尺。

這一點對于黨史研究者來說也不例外。事實上，在目前黨史研究中，大多采用的還是文獻證史的辦法。而文獻證史畢竟是一種人與物的對話，盡管研究者爬梳資料、苦心鉆研能有所發現，但對歷史的判斷也難免偏激或簡單化。更何況這樣的歷史多是由研究者講述，而他們又往往“不在場”。因此，只有回身轉入歷史，到“故事”的“發生地”作一番細致觀察，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強研究者的感官體驗，才能避免講述歷史有邏輯性而無生動性的尷尬。

下馬觀花，用心體察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說：“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事實上，觀察不僅有正確和錯誤之不同，而且有深刻和淺薄之差別。只有“下馬觀花”，才能得到正確的、深刻的觀察。譬如我們走一條街道，約略知道這條街道上有二三十家店鋪有哪些類別，這就叫“走馬看花”，不能不算是一種觀察。但是如果跳下馬來，到各家店鋪走一走、看一看，訪一訪、問一問，便知道這二三十家店鋪屬于哪一些部門，哪一家的資本最雄厚，哪一家的營業最發達，這就叫“下馬看花”。它自然要比前一種觀察深刻許多。

當然，這種“下馬看花”，對歷史研究者來說，還有另外一層特殊意義。黃仁宇就曾引用美國漢學家富路德的話表達過這層意思：許多年輕人研究中國，卻不曾到泰山的階梯去試腳力。黃仁宇說：當他看到萊茵河畔的城堡時，才更加體會富路德講話的含義。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說明歐洲的封建制度。在這套制度中，地方分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雖然讀過許多資料，但還是要親眼目睹，才能確切體會其運作方式。歐洲因此和帝制中國大相徑庭。在中國，大一統是主調，皇權至高無上。他們攀登泰山以習慣“小天下”的感受。

在具體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還會有更深刻的感受。比如，在撰寫《五四運動史》過程中，彭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走訪過《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故居，北京大學當時各科舊址和毛澤東兩次來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按照5月4日當日游行路線從東交民巷走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新青年》編者當年曾在“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原聽說“新世界”就是前門外的勸業場，但經過實地考察，發現是珠市口西的一座樓房。通過兩次訪問，并參考當年報紙上“新世界”游藝場的廣告，便可真實再現當年“新世界”的全貌。這樣再讀高一涵的那篇和陳獨秀一起在“新世界”散發傳單的回憶，就活龍活現、印象逼真，真是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了。

網羅舊聞，驗證史實

司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那樣偉大的著作，這固然是由于他掌握“石室金匱之書”的緣故，但另一方面，也與他遍訪歷史古跡，“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分不開。后者補充前者之不足，解答前者的疑問，才能使“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事實上，各時代人心理不同，觀察點亦隨之而異，各種史跡經人之腦中濾過，在不知不覺間會隨之而變。這也再次表明實地考察，網羅舊聞，驗證史實，對于史學研究的重要性。

石仲泉先生通過重走長征，發掘各種形態的新史料，矯正錯誤史實和一些傳統觀點，推進長征史研究，就是一個例證。比如，長期以來，長征的里程一直說是“二萬五千里”，但經過實地考察發現，長征應為“3+1”的長征，即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二萬五千里”僅是紅一方面軍長征的里程。如果算上其他幾個方面軍，紅軍長征的總里程應達到6.5萬里。再如，紅軍出發前有8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剩余3萬多人，以前史書就由此推算，這場戰役紅軍犧牲5萬多人。但經過實地考察發現，紅軍從瑞金出發后，突破前三次封鎖線減員不少，到達湘江時，其實只有6萬多人。這樣計算湘江之戰紅軍共犧牲3萬多人。

總之，歷史雖然不是穿越劇，但它卻要求研究者作一個穿越人，回到歷史現場去觀察事件的產生和人物的活動。相反的，倘若研究者不能穿越時空，進入不了歷史的情境，不能下馬觀花、網羅舊聞，他也就講不好歷史的故事。這也是學術訓練中，黨史研究者應當關注的一個重要環節。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