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具有輝煌法制文明歷史的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滄桑巨變，但始終保持著國家發展的穩定性、連續性，并且不斷走向文明與進步。中國古代從皋陶造律算起，也有五千多年未曾中斷的立法史。立法之所以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是因為它是定分止爭，確立不同等級、權利義務關系的規矩，是興功懼暴、懲奸止邪的有效手段，是治國理政、維持國家綱紀的重要準繩。所以，從古至今，論證“國不可一日無法”者多矣。韓非說：“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近人沈家本說：“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統一政權還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都在立國之始就著手制定法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有價值的立法原則。

“法與時轉”：從時空實際出發立法

先秦時期，從管仲到韓非，法家多有“法與時轉”的論斷，反映了進化的歷史觀和以經驗為基礎的實證精神。后世之變法者莫不以此為圭臬。

至晚清，國勢衰微，民族危機深重，變法之聲風起，論者皆以法的可變性為依據。如龔自珍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魏源在論證“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亦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的同時，提出前人所從未提及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馮桂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貊吾師之。”康有為為變法維新而大聲疾呼：“圣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梁啟超也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中國古人還從空間實際出發進行立法。西漢韋賢說：“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宋人曾鞏說：“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葉適說：“因時施智，觀世立法。”明朝張居正說：“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立法從時空實際出發，反映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法律觀，是法律發展的規律性的體現。法律如果不能適應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非但不能起到推動的作用，反而會成為束縛社會發展的桎梏。

“因俗而治”：從國情實際出發立法

中國古代是一個以農立國、疆域遼闊、統一多民族的國家，這些在立法中得到充分體現。

關懷農業生產，以農業為立法的重要內容。歷代有關土地立法、水利立法、廄牧立法、農時立法以及天文歷法等都是與農業相關的立法。它是農民經營小農經濟、維持一家溫飽的重要法律保障。早在云夢秦簡中，便有懲治擅自挪用地界侵犯他人土地所有權的立法：“盜徙封，贖耐。”歷代經濟的繁榮、國民的安寧，都和農業立法得當密切相關。唐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就是得益于均田法的實施。為了使農業持續發展，法律還維護水源，保持山林，改善自然環境，形成了中國古代非常有價值的環境立法。為了保證農民耕種不違農時，從唐朝起，還制定了“務限法”，即每年農忙季節各州縣官府停止對一般民事訴訟案件的受理，以免有誤農時。

注意發揮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相互補充。遼闊的疆域使得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極不平衡，以至統一的朝廷立法不可能涵蓋差別極大的廣大疆域，因而需要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相輔相成、互為補充。限于文獻記載，清以前的地方立法已多不可考，只有清朝保留下來了以省為單位的地方立法——省例。凡涉及一省行政、民事、刑事、經濟、文教、司法、風俗者，為綜合性省例，如《江蘇省例》《福建省例》《治浙成規》等。凡屬于一省單一事項者，為專門性省例，如《直隸清訟章程》《豫省文闈供給章程》《山東交代章程》等。根據現有資料，清代省例之類的地方立法并未遍及全國，只有江蘇、廣東、福建、湖南、河南、直隸、四川、山東、山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制定了省例或其他形式的地方法規。省例僅通行于一省，而且須奏請中央批準，與中央立法相抵觸者無效。

制定適用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法律。中國從秦朝起便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唐時期，朝廷為了調整邊疆民族關系便已進行了必要的民族立法，但史書記載語焉不詳。只有清朝保留了大量的民族立法，如《理藩院則例》《回疆則例》《西藏章程》《青海西寧番夷成例》以及苗疆立法等，覆蓋了新疆、西藏、青海、東北以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民族立法的內容繁簡不一，但總的說來不外乎行政、民事、刑事、經濟、軍事、司法、宗教等方面，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民族法律體系。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清朝民族立法采取“因俗而治”的原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曠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李兆洛：《皇朝藩部要略》序），這項原則充分體現在各項民族立法的具體規定中，深受少數民族歡迎。民族立法是清朝立法體系中的一個部分，是多元一體法文化的具體成果。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