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目錄學中，選本屬于集部總集類，其功能在于刪汰繁蕪與解釋評論。選本與詩話、筆記、評點及序跋等批評方式，構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學批評的主體。自《文選》開選本之風后，宋人李昉等的《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等斷代選本均沿襲《文選》體例，在分類上并無新創。《文章正宗》突破了《文選》不取六藝、史傳、諸子的選文標準，將范圍擴展到史、子兩部，創立了后世古文選本的通行體例。

《文章正宗》分正、續集。正集二十四卷，分四類：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卷一至三為辭命，卷四至十五為議論，卷十六至二十一為敘事，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為詩賦。所收文章周秦起、詩賦虞夏始，迄于唐。續集二十卷，真德秀晚年所編，分三類：論理、敘事、論事。全收宋代名家作品。全書于正文之外，還有真氏“點”“抹”“撇”“截”等批點。《文章正宗》在真德秀生前已有自刻本問世，明清兩代不斷翻刻，甚為流行。常見版本，有明正德十五年馬卿刻二十四卷本、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范惟一浙江刊本三十卷本、清乾隆楊仲興據宋版的復刻本等。明清兩代對朱子之學高度重視，朱熹編注《四書章句集注》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書目，《文章正宗》隨之成了舉子們的必讀參考書之一，產生了極大影響。

《文章正宗》的選文具有鮮明的文體分類和歸類意識，由此開創了全新的文體觀念與批評范式。在辭命、議論、敘事中，收錄了《左傳》《國語》的章節。其中辭命類39篇、議論類21篇、敘事類21篇，數量龐大，“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后來坊刻古文之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這種分類與宋人編纂文章總集的眼光一致。譬如南宋湯漢《妙絕古今》中選錄《左傳》《國語》的篇章，也近四分之一。在以詩賦、駢文為正宗的時代，文章以抒情和論理為要務，但在以《文章正宗》為代表的宋人選本傳統中，文章的敘事功能得以高度重視。《文章正宗》首次將“敘事”作為文章分類。《文章正宗綱目·敘事》：“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后世記序傳志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四庫全書》集部八《總集類》）在南宋古文之學興起和文章之學發達的背景下，《文章正宗》此舉具有示范意義。

《文章正宗》的文章歸類法具有極強的概括力和典范性。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認為，真氏之前的文粹、文類只收一代之文，而《文選》編次無序，缺乏一個內在的系統，“獨《文章正宗》義例精密，其類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固無出此四類之外者”（《文章辨體》凡例）。這種歸類意識到明清以后又有新的發展，一直影響到現在。

不同于六朝時期有文體分類實踐而缺乏文體分類理論闡述，宋人開始在文體分類的學理依據上進行理論建構，《文章正宗》便是其中的代表。在《文章正宗》所歸類的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大類中，每一類前都有一個小序，用以說明每一類文體的緣起、功用及體制特點、寫作要求等，并對代表的作家作品予以列舉，從而彰顯其文體的分類觀念和歸類意識。這種文體的歸類意識，到明清以后發展更為成熟，很多文章總集在編撰時，譬如高棅《唐詩品匯》、吳訥《文章辨體》、黃佐《六藝流別》、徐師曾《文體明辨》、李兆洛《駢體文鈔》等，都在文體的類目之前用小序來說明分類與歸類意圖，以期闡明編者的文體觀念。

《文章正宗》在文類方面的新創，源自選者所獨具的道統觀念與理學眼光。宋代選本，深受唐宋以來學術思潮和選本傳統的影響。唐代自韓愈以來，形成了尊道統的學術傳統，宋初柳開、王禹偁倡導重道統、重義理，其后文壇領袖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奠定了宋代文學講格求意、重義理的基調。王安石《四家詩選》就明顯地貫穿了尊杜宗韓、有補于世的觀點。真氏之前，有呂祖謙選編的《古文關鍵》，所選唐宋散文六十多篇，以說理文為主，對爾后“唐宋八大家”多有提及，是現存最早的夾雜有評點的散文選本。名曰“關鍵”，旨在建立了一個正統的古文系統，以明示初學者門徑。選文只為作文的立意、布局、煉字煉句，其總論、旁批，批語均不涉及思想內容。與呂氏兼有古文家和理學家的眼光不同，在《文章正宗綱目》中，真德秀批評了《昭明文選》《唐文粹》未得源流之正。《鶴林玉露》記載了真氏對時人詩文選本的痛切評價：“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鶴林玉露》乙篇卷四）故真氏選文，目的明確，為求正宗，欲為后世文辭立一標準。在《文章正宗綱目》中，他明確提出理學家的選文標準：尚理、弘道、宗經、資治。所謂“夫士之于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四庫全書》集部八《總集類》），所收錄者“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故而保留了大量的詔書、論諫、奏疏、章表、贊頌、碑銘及序、記、傳等方面的范文。真氏自覺地將理學思想貫穿于文學批評，開“談理一派”的新模式。四庫館臣評曰：“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為談理之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但在具體的選文和評語上，卻不盡然。《文章正宗綱目·議論》：“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為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又如《過秦論》文末評曰：“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由此可見，對于文章的風格、藝術形式及文辭之工，真氏還是頗為在意的，尤其《續文章正宗》專選宋文，且以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的文章居多，而程朱的文章入選很少，這也顯示出真氏晚年道統觀與文統觀的分離。

《文章正宗》選文，秉持“文以載道”的宗旨。宋代理學是講道之學，周敦頤曰文以載道，朱熹提倡文從道出、文道一貫，這種重道、尚理、輕文的觀念對宋代詩文創作及文學選本的產生都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真德秀將文章分為“鳴道之文”和“文人之文”，認為“鳴道之文”為正宗，“文人之文”乃“飾奸之具”。他選詩論文不談美刺諷喻，專講義理，以義理之學來解釋古今文學現象。所謂義理為“性情之正”，與性情相通。《文章正宗綱目·詩賦》：“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四庫全書》集部八《總集類》）他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創作均要“發揮義理，有補世教”。以此眼光，他認為漢代以后只有董仲舒、韓愈勉強夠格，但他們仍然不能同“濂洛諸先生”相比。“濂洛諸先生”“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只辭，貫綜至理，若《太極》《西銘》之作，直與六經相出入。”（《跋彭忠肅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正因為以義理之學為選文的標準，故而他視“濂洛諸先生”為宋代文學的代表。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思想家，閱歷豐富，政績卓著，知進退、識時務、重實干，是宋代理學家中擔任官職最高、任職最長者。真氏之作，流傳最廣的是《大學衍義》《文章正宗》，其次是文集及對越甲乙稿、心政二經、讀書記等。其理學思想、經世思想、文學思想均自成體系，多有研究的價值。但囿于古人“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宋元學案·西山真氏學案》）的斷語，以及今人對其選文標準的評價：“趨于極端的理學家的文學觀，它完全抹煞了文學的審美功能，是對梁代蕭統編《文選》宗旨‘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反撥。《文章正宗》是理學思想為了全面控制文壇而提供的范本，對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創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響。”（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因此，長期以來學術界缺乏對其關注，研究視野單一，整體性的爬梳剔抉尤為缺失，需要我們更加深入系統的研究。

（作者：夏靜，系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