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系金文與山東古國研究

山東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在整個中國文明史進程中有重要地位。夏商周時期山東地區古國林立，直至春秋時期仍有很多古國見于《左傳》等文獻記載。山東古國史的研究一向為學界所重視，其研究除了傳世文獻之外，更倚重考古資料，尤以銅器銘文為核心材料。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地區的金文被學界稱作“齊系金文”。齊系金文指鑄刻在以齊國為中心，包括魯、邾、郳、任、莒、杞、滕、薛、邿、鑄、祝等諸侯國所鑄造的青銅器上的文字。據現有資料，齊系金文起止時間上承春秋中葉，下迄秦統一。需要指出的是，西周時期諸侯國的器物較為少見，尚沒有形成地方性特色。春秋戰國時期分割的政治大環境使得青銅器地域性增強，春秋中后期逐漸形成了區域性的齊系、晉系、燕系、秦系、楚系等青銅文化圈。

從金文角度研究山東古國史主要涉及諸國史事、軍事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社會禮俗等方面，現擇其要者略作述評。

記載諸國史事

齊系金文記載了諸侯國國君、世族等資料，金文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80年代以來，王恩田、陳公柔、黃盛璋、何光岳等學者對滕國的始封、存滅、世系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張志鵬結合新出土的銅器銘文對滕國的世系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列出了大致可靠的滕國世系。李學勤、李零、董珊等結合小邾國新見金文對小邾國的世系進行了考察。另外，楊樹達、吳鎮烽等對齊國鮑氏世系也有所考論。

山東地區一些小國的蹤跡不見于文獻或記載語焉不詳。學者結合金文對邳、杞、紀等國家相關史跡作了考察，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缺失。齊系金文中還有記載征伐、戰爭的銘文。李家浩、張政烺等學者結合庚壺銘文對齊軍圍萊、滅莒等相關史事進行了考察。朱曉雪、孫剛等結合陳璋壺銘文對齊國陳璋伐燕的相關史事也有探究。

齊國金文中還可見特殊的月名，如冰月、飯耆月等，曾憲通、張振謙等對之有所探究。但這種特殊的月名究竟表示何月，就目前材料而言，尚無法確詁。媵器是齊系金文中重要組成部分，《左傳》成公八年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性則否。從齊系媵器銘文來看，“同姓媵之”的確是先秦時期婚媵制度的常態。徐倩倩、戴尊萍結合相關金文對齊、魯兩國的對外婚姻關系進行了探討。學者還結合金文，探討了鑄國、狐駘國等的姓氏問題。

齊系兵器反映軍事制度

齊系有銘兵器主要有戈、戟、矛、劍，其中戈、戟數量最多。銘文內容大多為地名或人名，對齊國的兵器鑄造地點及監造制度有所反映。地名主要有“齊城”“平陸”“平陽”“武城”“平阿”“鄆”“中都”等；人名多為兵器的督造者，主要有君主督造、陳氏貴族督造等。滕國兵器由滕侯及其臣僚所督造。曹國、邾國、莒國兵器數量極少，如莒國僅見莒公戈一件，為莒國的君主所主造。黃盛璋、井中偉等學者對此有所論述。

齊系兵器銘文還是探討齊國兵器管理制度的重要資料。孫敬明將齊國武庫的設置情況分為“濰淄區”和“汶泗區”兩地區，指出東、西區的分布形勢，可以看出，齊國的軍事決策者是從疆域的穩固著眼，而后才設立冶鑄點。

齊系兵器還反映了相關軍事制度。孫剛結合庚壺、叔夷镈銘文，對齊國春秋時期“三軍”問題有所討論，指出根據相關銘文齊國在春秋中期的確建立了“三軍”，并且由國君和正卿統帥。在齊兵器銘文中，也有關于徒兵和車兵所用兵器的內容，一般車戈是車兵所用兵器，徒戈為徒兵所用武器。齊國是否有“舟軍”的問題，史無確載。徐勇認為，齊國春秋中后期當擁有實力不弱的舟兵。

體現政治制度

齊系金文還見于對諸國職官的記載，齊國相關資料最多，魯、邾、滕等國次之。春秋時期，齊國題銘中的職官主要有“太史”“大遂”“大宰”等。李家浩認為，“大遂”應該是春秋時期齊國國家管理遂的最高長官。

趙曉斌對春秋時期魯國職官設置進行了考察，將魯國職官分為“魯國公室職官”和“卿大夫家臣”兩部分，前者又分為“內朝官”和“外朝官”。魯國金文所見職官主要有大宰、大司徒、司徒、少司寇等。郭克煜、梁方健等學者提出，魯國大宰的職掌當以佐君治理公室為主，類似后世的公室總管。滕國銘文中職官有見于“楙镈”的“司馬”。莒國職官見于金文者僅有“大史”一職。邾國金文職官主要有“太宰”“司馬”“正卿”等。薛國金文中僅見“走馬”一職。鑄國僅見“司寇”職位。

齊系金文中還有反映戰國時期的齊國行政制度的資料。如銘文有“都”和“縣”記載，顧頡剛認為，“縣”是指小邑而言；李家浩認為，“都”與“縣”相對而言，“都”指有城郭的大邑，“縣”當是指城周圍的廣大地區。孫剛認為，春秋時期齊國的“縣”是指城邑周邊的地區，還不具有“行政單位”的性質，至戰國時期齊國在地方才設立了“郡縣”之縣。

反映經濟發展狀況

齊系金文中還有反映齊國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情況的相關資料。其中所見的工官是“工師”，《孟子·梁惠王下》“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趙岐注：“工師，主工匠之吏。”戰國后期，兵器銘文在末尾還會署上“冶”的名字，如齊城左造戈“齊城左冶所漢造”，董珊認為，“冶”并非“冶工”，而是主管鑄造的工官。孫剛認為，還是應將“冶”理解為“冶工”之義。

戰國時期有數件銅量傳世，以子禾子釜、陳純釜為代表。陳冬生認為，田齊時期的量制升、豆、區三量的量值均因襲陳氏家量不變。齊國量器銘文中，還有與“升”相當的“益”，吳振武認為，“益”即升，是齊量中最小的一級；賈振國認為，戰國齊與三晉的容量單位都用“益”；孫剛認為，齊國“益”這一量制單位，很可能是受到三晉的影響才設立的。

涉及禮俗與祭祀

齊系金文還有與當時的禮俗制度相關的內容，涉及謚法、宗法、祭祀等。孫剛把齊系金文中的謚號分為“君主之謚”“卿大夫之謚”“晚輩稱先輩之謚”三類。另外，還有“大宗”“宗家”“大族”之類與宗法相關的內容，見于陳逆簋等銘。葉國慶認為，陳逆諸器即宗人作器獻給大宗的實例。裘錫圭認為，陳逆簋是獻給大宗之器，陳逆簠也許并不是真的準備獻給大宗的。齊系金文還有與“嫡”“庶”問題有關的內容。

齊系金文還見于與祭祀相關的內容，主要表現在洹子孟姜壺中，李學勤、郭沫若、張政烺等學者對此有所討論。銘文中祭祀對象包括“上天子”“大無”“大司命”“南宮子”等；所用物品有玉、璧、壺、鼎、鐘、鼓等。

綜上所述，齊系金文涉及山東古國研究的諸多方面，學界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在很多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較大分歧。此外，齊系金文研究在東周時期金文研究的整體格局中還較為薄弱。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齊系金文加以綜合研究，并在廣泛收集材料的基礎上，充分吸收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系統考察，以推進齊系文字、山東古國史的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齊系金文整理與研究”（16BZS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