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不斷加強及各國相互依存關系的深化，智庫的研究領域和內容再次得到了拓展，除國際經濟貿易問題外，全球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和國際金融也成為這一時期智庫研究的內容。

伴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的不斷發展，一些西方老牌智庫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當下的西方智庫在面臨諸多新問題的同時，更面臨著新的挑戰。分析西方智庫的發展進程及當下面臨的挑戰，可以了解西方智庫在不同時期扮演的角色，從而為中國智庫的建設及國際化發展提供一些可供對比的樣本。

西方智庫的起源及早期發展

回顧西方智庫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大英帝國權力的逐步衰落和美國的日益崛起是西方智庫產生的主要歷史大背景。在這一大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參戰國家決策的失敗則成為西方智庫產生的直接原因。

最初的西方智庫，被稱為智囊團，是以“研究小組”（research group）的形式開展智庫工作，“研究小組”的工作形式能夠將學者和政府官員聚集在一起，為學科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交流提供了正式的渠道。當時的政府還對“研究小組”做出了原則性的制度規定：第一，規定“研究小組”的成員必須在保密環境下討論政策問題。第二，相關工作必須遵守一定規章制度，如“查塔姆宮規則”（Chatham House Rule），即與會者可以自由使用在會議中獲得的信息，但不得透露發言者及與之相關機構的身份,也不得透露任何其他與會者及其相關組織的身份。第三，除了在保密的環境下討論政策問題之外，政府允許智庫舉辦一些公開活動，如舉辦講座、審查研究論文和報告，以及提供財政支持智庫不斷擴充自身的圖書、資料館藏等。

盡管早期的西方智庫在政府的允許下有一些公共活動，但這些公共活動的工作重點是影響具體個人和特定的團體，而不是廣大公眾。這一時期建立的智庫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外交關系委員會以及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等。從智庫成員來看，早期的智庫學者普遍已認識到國家權力的重要性，但他們與后來的一些智庫學者對于是否將智庫置于國家體制結構內以及智庫對促進國際關系穩定的作用持有不同意見。一戰之后的智庫專家普遍被認為帶有“愛國國際主義者”的頭銜，他們明白自由國際主義對各自國家有利，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因此，這一時期的智庫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而基于此，早期智庫創始人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觀念和共同的政治觀點，但同時智庫之間也有競爭意識，存在競爭關系。

二戰后迎來發展轉折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西方智庫迎來了又一個轉折點。這一時期，西方戰勝國意識到必須下定決心建立長期而持久的國際性機構包括國際性智庫。這一時期智庫的工作集中在反映權力政治的實現路徑和方式上，如智庫學者普遍認為應給予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否決權。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迎來一個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時期，同時西方也迎來了普遍的經濟持續增長。

冷戰開始后，智庫在歐洲各國首都和美國一些大城市中不斷發展、數量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超級大國的競爭和非殖民化，也在推進智庫在世界各地的發展。這一時期的西方智庫雖然依靠政府的資助，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但一些智庫已經不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這一時期，智庫實際上更多地作為政府外交的延伸機構。與早期智庫不同，這一時期的西方智庫已經開始從非正式的“研究小組”發展成為擁有全職工作人員的專門知識型機構。且大多數智庫的研究領域集中在西方和蘇聯競爭、核威懾和能源安全方面，研究領域遠沒有當下的智庫廣泛。這一時期的西方智庫及學者不再專注于最初的智庫目標，即設計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其目標已轉為確保西方能夠在一個兩極競爭的時代獲勝。

冷戰后研究領域得到拓展

冷戰結束至今，全球化浪潮以及經濟一體化再一次從根本上改變了智庫的發展。這一時期智庫研究領域不斷擴大，智庫發展開始多元化。一方面是美國智庫規模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智庫開始在西方國家以外的地區迅速發展。

隨著全球化不斷加強及各國相互依存關系的深化，智庫的研究領域和內容再次得到了拓展，除國際經濟貿易問題外，全球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和國際金融也成為這一時期智庫研究的內容。之后，伴隨著經濟一體化發展，智庫的概念在全球得到廣泛傳播，世界各地的智庫數量和規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擴大。這一時期，跨國智庫機構產生。這類智庫以自身優勢在全球各國開設辦事處。如總部設在倫敦的一些英國智庫，利用倫敦作為“全球樞紐”的地位在世界各地設立智庫辦事處并開展研究。同時各國政府以及國際機構也在搭界全球化的便利，在推動智庫的國際化的同時，擴大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如布魯塞爾利用歐盟擴大的機遇來增加其智庫機構的影響力。再如日內瓦借助其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總部和聯合國辦事機構所在地的優勢，擴大其智庫的國際影響力，開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作用。總之，這一時期各國都在尋求機會和媒介推廣各自智庫在全球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值得指出的是，智庫領域的這種多元化并不總是遵循西方模式。非西方智庫的發展不僅反映了它們各自的理念與傳統文化，也折射出非西方智庫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解和期望。

當下西方智庫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現今智庫的發展環境日益擁擠，競爭日趨激烈。總體來講，現今智庫發展主要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第一，科技進步使得政策制定方式發生改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已從根本上影響了政策的制定方式，這與智庫產生初期大不相同。現今科技已經進入公共政策的理論框架、分析模型、評估方法和對公共政策過程的實證分析之中，并且影響著公眾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廣度和深度。第二，知名智庫的聲譽和影響力正在發生變化。例如一些知名智庫早期的目標是支持全球化政策，但這些智庫所服務的歷屆政府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使其自身經濟適應全球化，這導致了民眾對政府政策制定的懷疑，由此及彼，對相關智庫影響決策的能力也產生質疑。第三，智庫資金支持及其管理出現一些問題。西方社會普遍認為：相比智庫產生的影響力和作用，政府以及社會、個人向智庫提供的資金支持過多且仍在繼續增加。盡管政府不斷改進對智庫機構資金使用的監管、提升資金使用透明度，但智庫資金使用不規范等問題仍然存在。

在西方智庫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政治生態環境尤為重要。以美國為例，華盛頓的政治環境就為美國智庫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生態環境。在大英帝國權力的逐步衰落和美國的日益崛起期間，美國經濟規模和財富的不斷增加為美國智庫的發展提供充分的物質基礎和保障。此外，美國政府積極借助國際機構推進其智庫的國際化，擴大其智庫決策、報告的國際影響力。這使得其智庫發展有了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

未來的西方智庫該如何發展，學者們普遍認為西方智庫首先需要找到并確立新的智庫基本目標及使命，在此基礎上協助政府應對國際事務中的挑戰和競爭。正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e）所說：“隨著一些老牌智庫走過了百年歷程，當下正是智庫在協助政府打造可持續性安全、繁榮和公正的世界中扮演應有角色的極佳時機。未來西方智庫面臨的真正挑戰則是能否找到適用于未來社會發展的目標感（sense of purpose），這對于未來西方智庫的發展至關重要。”

（作者單位：上海行政學院經濟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