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當地時間2019年6月13日，在美國波士頓，美國斯坦福大學前帆船教練約翰·范德莫爾因卷入美國大學招生舞弊案出庭受審。美國聯邦法官判處他2年監督釋放的緩刑，包括前6個月限制在家中。范德莫爾還被處罰款1萬美元。

范德莫爾是美國招生舞弊案中認罪的22名被告中第一個被判刑的，其他大學的涉案人員估計很快也會受到懲罰。然而，這只是美國知名高校曝出的招生舞弊事件的冰山一角。實際上，美國一些非富即貴的家庭，通過“見不得光”的方式進入大學甚至進名校的做法，早已經不是新聞。類似事件在美國高校的人才選拔中已經出現了多次。那些上不得臺面的交易，被其在人才和科研方面耀眼的光環所掩蓋。

如今，媒體的深挖已把那些通往名校或隱或現的暗門放到了鎂光燈下，普羅大眾終于可以明白：在他們費盡心力向心儀的大學奮進時，一些特殊的捷徑早已存在，專門為一些特殊人士所設。

1.大學選拔標準：被利用的多元化

籠統地談美國高校如何選拔學生是不盡合理的，這容易掩蓋美國高校多樣性的特征。實際上，美國高校在辦學定位、層次、類別、經費來源、治理結構和人才培養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異。因而，不同高校在人才選拔上的理念和做法也不盡相同。

總體來說，美國高校的人才選拔在入學標準上同樣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即實施所謂的多元評價。一般來說，高水平大學入學標準比較多，要求近乎苛刻。而大量的社區學院則基本上實行開放入學的政策，不需要學生提供高中畢業證書以外的材料。兩者之間很多大學，在選拔標準上集中體現了多元評價的特點，其中課程成績、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班級排名、課外活動、推薦信等是“多元”的重要內容。

去年，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委員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簡稱NACAC）發布了美國高校招生情況的年度報告，該報告指出：高校的人才選拔標準多達十余項，如果依據這些標準的重要性來排序的話，那么高中全部課程成績、大學預備課程成績、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和高中課程強度分別位列前四名。

從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高校人才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是“高中全部課程成績”，80.9%的大學認為“非常重要”，而排名第二的“大學預備課程成績”實際上包含于高中課程之中，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盡管也有52.3%的大學認為“非常重要”，但與前兩個標準的比例相比還是有較大的差距。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主要包括兩項，分別是SAT和ACT，均由相對獨立、面向市場的專業化考試機構舉辦。兩個考試的主辦方最近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參加SAT和ACT考試的美國本土學生分別有213.7萬和191.5萬。從規模上看，這兩個考試在美國教育領域的影響巨大，但在高校人才選拔中并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另外，其他重要的選拔標準包括一些與考試成績并沒有直接關系的因素，比如學生的興趣、推薦信、個人作品、面試等。這些標準更多指向的是學生的非智力因素，毫無疑問，它們也是影響學生在大學學習以及未來工作中表現的重要因素。在對學生進行多元評價時賦予那些能夠預測學生未來表現的指標必要的權重，是美國高校設置選拔標準的基本邏輯。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不同層次和類型的大學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對SAT或ACT成績的要求。但據美國國家考試公平與公開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 Open Testing）的調查，截至2019年春季，全美超過1000所的四年制學院（大學）不強制要求學生提供任何標準化考試的成績。

2.高校招生：一個難以打開的“黑匣子”

從招生過程上來看，美國高校一般會依據上述若干標準來要求學生在申請時提供各種材料，以表明能夠勝任大學階段的學習。在收到學生的申請材料后，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會對學生的申請材料進行詳細的審核，最后給出不同的錄取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可以同時向多所高校提出申請，當然也就可能拿到多個錄取通知書。如果學生足夠優秀，選擇主動權就在學生手中。學生最后接受哪個錄取，除了權衡利弊外，還可以與不同高校進行討價還價，視各種優惠待遇而做出決定。對一些名牌大學而言，學生之間入學的競爭非常激烈。但對優秀的學生而言，高校之間在“搶生源”上也同樣競爭激烈。

對本次美國高校招生丑聞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我們看清美國高校一整套人才選拔機制的運行機理，也有利于分辨那些看似可借鑒經驗的局限性。通過事先確定的選拔標準來對學生進行全面考查后做出招生決策，是美國大部分中高水平大學通行的做法，也是這些大學主要的人才選拔途徑。但即使是這種外在標準相對客觀的人才選拔模式，還是呈現出了“兩端公開、中間封閉”的特點。

“兩端”分別對應著選拔的輸入和輸出，輸入端是大學事先公布的選拔標準，輸出端是錄取的結果，這兩方面是非常明確的。“中間封閉”指的是具體的招生決策過程，可以說是一個“黑箱”。在大學自治的邏輯中，其內在的運作方式因學校而異，但共同的特點是看不清，也說不明。這無疑給外部力量的干預提供了可能。然而，這個“黑箱”至少還有前置的若干客觀標準在輸入端為基本的公平保駕護航。美國高校中其他一些特別的招生政策更是難逃不公的嫌疑，而且更容易被一些特殊群體“鉆空子”。撇開更為獨立、自主權更大的私立大學不說，即使是在為數不少的公立大學中，也存在類似于例外錄取（Admission by exception）的特殊人才選拔模式。所謂例外錄取，從字面上即可理解：即使沒有滿足高校的選拔標準但同樣可以被錄取。實施這種招生方式的大學既有世界頂尖的學府，如加州大學，也有美國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校，如馬里蘭大學，還包括地區性的、主要面向本地招生的高校，如印第安納州立大學。

以加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為例，早在2011年，其秋季入學的大一新生中，共有110人通過例外錄取的方式進入大學，占這一屆錄取總數的2.5%。這些學生并沒有滿足大學要求的選拔標準，其中不少是運動員。這個比例并不算高，實際上學校規定的上限是不超過6%。

對于采取這一舉措的原因，加州大學認為：即使是那些最富有創造力、專注力以及聰慧的學生，有時候也不能全部滿足大學選拔的要求，還有那些因為在家接受教育而不能提供成績單的學生以及被生活環境阻礙了的學生……

這些“官宣”所體現的教育理念和人本追求確實辭藻華美，但是本次招生丑聞中的一些丑惡行徑，也正是借由這樣的“例外”而促成。涉案家長通過支付數十萬美元來收買大學體育教練，讓子女成為“體育特長生”，進而被名牌大學錄取。事實上，他們的孩子毫無這些體育項目的特長。對于私立大學，類似的錄取則更加不透明，學生的來源也頗為復雜。正如一些媒體揭露的那樣：有靠過五關斬六將考進來的，也有靠政治正確照顧進來的，有靠父蔭進來的，也有靠捐大樓進來的。難怪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認為：這些丑聞所暴露出的問題還只是“冰山一角”。

3.效率與公平：難以達到的平衡

從表面上看，美國高校的選拔標準非常均衡多樣，涉及了對學生多個方面的考查，但具體到某所大學來看，這些選拔標準究竟在招生決策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卻并沒有外顯的、統一的特征。特別是，很多高校根本不愿意公開說清楚或也無法說清楚。更有甚者，把“暗箱操作”作為與同類高校競爭優質生源的“秘密武器”，這樣一來就更加沒有對外公開的動力了，還能被冠以“大學自治”的名號。

從深層次上講，這些做法嵌套于美國高校特殊的治理結構之中，也集中反映了大學與政府之間的特殊關系。先不論絕對的好壞優劣，至少在美國的政治理念、社會期許和大眾語境中，這一套邏輯是自洽的，具體的做法也保持長期運行。高校的人才選拔直接服務于社會的人才培養需求，而人才培養的成效又是檢驗人才選拔精準度和效率的重要標準。美國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學在人才培養方面確實取得了突出成就，而大學自治的體系也為美國整個高等教育體系的運行提供了天然保護層，這個保護層充分保障了大學內部事務在專業化的軌道上平穩運行，而不必疲于應付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更不會輕易因輿論壓力而改變——即使是面對公平上的質疑。目前，這次舞弊事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盡管不少涉事家長已經公開認罪，但這一事件還不足以撼動美國高校人才選拔模式。

總體上看，美國高校的一整套人才選拔舉措能夠對學生進行更加多元、全面、深入的考查，而不會陷入“唯分數”的窘境。但不足是，這一套程序在對社會公平的訴求方面回應乏力。因為工作的原因，近幾年來，筆者問過歐美的同行這樣的一個問題：有一個學生按照大學的選拔要求準備了申請材料，向某大學提出申請并得到了錄取。假設過了一段時間，這個學生因故換了一個名字，用同樣的材料再去申請大學，那么，他被錄取的概率有多大？不同國家專家的判斷非常不一致。美國同行的回答集中在60%～90%之間，并強調各個學校的情況可能不一樣，名牌大學可能更低一些。英國專家的回答是偶然性比較大，有說50%的，也有說80%的。每當我告訴對方在中國的結果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時候，他們幾乎都發出了贊譽之詞。但也有華裔的專家告訴我：那是因為你們的制度只看分數并且把分數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這看上去很公平，社會也很認可，但選分不是選人，選分只需要排順序，但選人才顯然需要看得更多，而且會因不同的選擇方法而異。每當這時，我基本上這樣回應：國情不同，各有優勢。

（作者：章建石，系教育部考試中心業務主管，主要從事教育測評與評價、招生考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