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隨之而來的是單位制的解體和社區制的興起。單位作為一種生產性工作場所，同時也是國家為實現社會資源再分配而對城鎮進行有效政治控制與社會動員的系統，單位制的解體標志著原有的以單位為主要管理渠道的體系逐漸弱化，社區制作為一種更加開放包容的新型社會整合機制取而代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轉變給中國的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要求和考驗，為了破解這一難題亟須進行社會治理機制的探索和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不斷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社區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工程，是社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實現社區治理的突破和創新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在承接北京某街道社會治理項目的過程中，對其轄區內的35個社區進行了調查走訪，在將調研資料與相關理論結合的基礎上，基于源頭治理的整體性視角，針對城市基層社區治理歸納總結出一些探索性的新思路。概括地說，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需要引入新元素、打造新鏈接、編織新關系、構建新形態。

第一，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需要引入新的元素。

通過新的組織元素和技術元素的引入，深入推進社區治理工作。《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使用了社會治理的概念。“管理”與“治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理念上的重大創新。社會管理強調政府對社會進行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管控，而忽視了公民社會的作用。社會治理則要求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通過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商與合作實現對公共社會事務的有效治理，社區層面也不外乎如此。通過引入社會組織以及各種群眾性自治組織等新的組織元素來實現政府和社會的合作共治，共同推進社區治理。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各種技術元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以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技術變革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諸多便利。可通過創新“互聯網+社區治理”模式，將新的技術元素引入基層治理框架，打造新型智慧社區。

新的技術元素的引入，一方面減少了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物理障礙，另一方面降低了社區工作人員的業務負擔，能顯著提升社區治理效率。除了引入新元素，還可以利用社區現有元素進行創新。每個社區可以立足地區實際，發揮比較優勢，聚集區域資源，培育特色亮點。

第二，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需要打造新的鏈接方式。

傳統社會的人際交往方式主要是基于血緣、地緣展開的熟人網絡，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宗族、行會等組織在聯結人們的日常關系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充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分工進一步分化，社會流動也不斷加劇，傳統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鏈接方式在陌生人社會中已不再適用。因此，必須尋找新的鏈接方式來維系現代社會人們之間日益脆弱的人際關系。

社會分工的日益復雜使得人們必須通過相互合作來進行社會化大生產，基于此形成了以工作職業為紐帶的業緣關系。同時，基于共同興趣愛好、價值觀念形成的趣緣關系在現代社會借助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擺脫了時空的限制而大行其道。業緣、趣緣關系的出現能夠彌補傳統鏈接方式日漸式微所帶來的聯系真空狀態，因此對于親子社交、運動社交、寵物社交等新興鏈接方式的關注十分重要。隨著獨生子女的日益增多，子代在親子關系中更加受到重視，通過社區整體布局以孩子為紐帶規劃空間、設計活動，能夠促進家庭間的互動和交流，增強家庭的社區歸屬感。另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對健康問題的關注，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運動作為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變得尤為火爆，運動社交成為一種新趨勢。除此之外，寵物社交等其他形式的鏈接方式也值得關注。

第三，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需要編織新型社會關系。

首先，通過為居民搭建溝通交流的平臺，改善居民之間的關系。當前我國社會發展迅速，社會結構變遷導致社會原子化現象日益加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淡薄、冷漠。通過搭建多樣化的交往平臺能夠重塑現代社會冰冷的人際關系，社區作為人們居住生活的場所在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其次，通過引入居委會代表、業委會代表、社區單位代表等多元評價主體參與物業監督考核的方式，構建社區與物業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物業作為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在實踐過程中經常出現不作為、懶得管的問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針對物業缺乏必要的獎懲機制。多元監督考核機制的構建，將群眾滿意度作為檢驗物業服務的唯一標準，并與下一季度的續約、獎金績效直接掛鉤。社區在支付物業固定費用的基礎上設置一個雙方能夠接受的浮動范圍，群眾滿意度標準達到獎勵閾值則除了發放固定費用外還發放相應獎金，群眾滿意度標準低至懲罰閾值時則在固定費用基礎上扣除相應懲罰費用，甚至取消與物業的合作關系，通過這種方式能夠有效解決物業不作為的大難題。

最后，打破地理界線的限制，拉近社區間的關系，實現區域內的資源共享。放眼當今的社區治理實踐，視野往往聚焦在街道與社區的縱向關系以及社區內部的治理上，而忽視了社區之間橫向聯系的可能。社區之間的橫向聯系作為社區治理的增量能夠彌補單個社區規模效應不足的缺陷，通過整合資源布局，加強社區間資源的交流與互補，可以實現多方共贏的良好局面。

第四，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需要構建新的社區形態。

廣義的城市形態是人類聚集地整體形態的總稱，由城市的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兩部分組成。前者與城市的物質空間環境直接相關，即城市中各種有形要素的空間布置方式；而后者的內涵則更為豐富，包括了行為空間、心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等多重含義。同樣，城市社區形態既包括了社區居民居住、生活、休息和各種社會活動場所的形態，也包括了社會、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的非物質形態。多樣性是城市的天性，是城市生機之所在。社區需要根據自身特點“量體裁衣”，構建適合自身發展的新型社區形態。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從兩個方面加以考慮。從社區的非物質形態來說，構建新型社區形態需要保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整體性。時空連續賦予了城市空間穩定性，構成了社區形態發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時間意味著歷史、聯系著現在、預示著未來，在時間的延續中，形態被賦予了意義與內涵，從而產生了人文價值并成為傳統；從社區的物質形態來說，構建新型社區形態需要保證結構層次的復合性。復雜的組織結構形成了多樣的社會功能，從而確保了社區形態的多樣性。社區作為一個系統，它應該包含空間結構、景觀結構、功能結構等諸多構成要素。通過不同層次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共同構成社區空間結構的總體形態。

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應有之義，有助于在更高水平化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有幾個問題仍然值得注意。首先，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要根植于中國的本土理論與實踐。雖然“社區”概念是一個西方舶來品，“社區治理”的提法更為晚近，但是中國社會對城市建筑布局、基層社會組織進行管理的“類社區治理”實踐卻古已有之。因此，在討論社區治理問題時，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和方法，而應將其置于本土性語境之下加以探討。其次，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應該避免簡單的模式復制與移植。社區治理是一項因地制宜的差異化實踐，普遍意義上的“萬能模式”并不存在。因此，在社區的建設發展過程中，應該找準自身定位，發揮特色優勢，形成多樣化、差異化的城市社區形態。最后，創新城市基層社區治理不僅要堅持問題導向，還要強化源頭治理。問題導向的關鍵在于迅速找到問題的癥結并予以解決，重在化解。源頭治理認為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重在預防。預防和化解，二者缺一不可。

引入新元素、打造新鏈接、編織新關系、構建新形態是一個螺旋式發展的過程，由此形成了“點—線—面—體”的復合結構。新元素的引入相當于在原有社會空間中增加了諸多分散的點，將孤立的點連成線能夠打造新的鏈接方式，若干條線構成面又能編織新的社會關系，最后構建出整體的新形態。作為源頭治理的四個面向，其目的在于為社區提供新的溝通平臺，重塑社區的社會關系，最終建立一種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會體制。當然，源頭治理的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內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目前仍在實踐探索中。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