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史研究異彩紛呈

5月18—19日，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主辦的“第二屆抗日戰爭史研究新趨向學術工作坊”在京舉行。與會學者圍繞抗戰時期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對研究過程中新史料、新問題、新方法進行了探討和交流。

新舊史料相互補充

史學研究的拓展和進步，離不開史料的擴充和深度解讀，發掘新史料、運用新史料的重要意義自不待言。當下，抗戰史的史料呈現“豐富”與“短缺”并存的特點。一方面，抗戰史料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另一方面，在研究具體問題時，又往往面臨史料“短缺”，甚至核心資料極度“匱乏”。日本菲莉斯女學院大學名譽教授江上幸子利用公開出版的筆記、報刊、文史資料等，分析了戰時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運動領導人陳修良的著作、婦女觀等，呼吁中國學者充分關注“孤島時期”的婦女運動。日本筑波大學副教授山本真運用公開出版的史料，考察了抗戰時期湖南省民眾宣傳、訓練、動員等情況，認為當地民眾的抗日運動與國民政府的動員體制存在直接聯系。但是，民眾戰時負擔過于沉重且存在嚴重社會不公，使得民眾對國民黨動員體制的支持難以長久，這也是導致戰后民心向背發生轉折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認為，這對重新認識國民黨“片面抗戰”的傳統說法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李秉奎利用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和臺灣“國史館”的資料，對1937年淞滬戰爭及虹橋機場事件進行再研究，認為淞滬戰爭前夕，日本海軍極力制造事件以擴充自己“小集團”的利益，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高層在低估日本戰爭動員力的情況下，試圖一舉解決“一·二八”事變的遺留問題，蔣介石動員精銳兵力、“輪番作戰”，帶有明顯“表演”意圖，以便爭取國際援助。大阪大學國際政策研究科助理教授鄒燦利用日本和中國臺灣的未刊資料，分析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民眾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心態變動，日本占領者當局企圖借戰爭爆發和擴大之際，發動“皇民化”運動，在臺灣進行“戰時動員”。然而，中國大陸的抗戰形勢使得暗藏抗日之心的民眾極力期待戰爭形勢改變臺灣的殖民地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汪朝光研究員認為，史學研究的深入不僅在于新史料的擴充，而且要充分關注前人研究和“舊史料”的再解讀，二者可以相互補充。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認為，利用新史料并生動講述歷史“故事”，在當下仍是判斷歷史學者優秀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故事”的講述應該基于多元史料，而非單一史料基礎之上的“單線索獨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研究》主編高士華強調，中日雙方士兵的戰爭體驗對研究抗戰史具有重要意義，相比之下，日方士兵及下級軍官留下的資料較為豐富，研究者應特別留意。他認為，抗戰史資料來源呈現多語種、多元化特點，青年學者要盡可能掌握多種語言。

新視角有助提出新問題

抗戰史研究的發展，離不開研究視角的拓展和新問題的提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齊小林從政略、戰略、策略角度，對平型關戰役進行考察，并不局限于殲敵數目、軍隊力量投入等傳統問題，而是將研究視角擴展到戰斗的背景、策劃、組織與準備。他認為，軍事行動背后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決策者心理等值得高度關注，研究軍事史不能只關注戰斗本身，而應該從政治史、社會史及文化史角度予以研究，避免軍事史研究走入死胡同。

在侵華戰爭罪責方面，日本學界存在將軍部與政府“切割”的現象。中國學界對此問題的回應，往往局限于“就事論事”的層面。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殷志強從第一次近衛內閣時期近衛文麿的言行、企畫院的設立及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角度，探討了全面戰爭初期日本戰爭動員體制的構建，并由此來說明，盧溝橋事變后，近衛內閣不僅未能阻止戰爭擴大，反而發動“戰爭總動員”，試圖給國民政府致命一擊，最終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這一研究有力駁斥了日本國內為政府洗脫戰爭罪責的謬論。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臧運祜認為，抗戰史研究的視角要開闊，不能滿足于“就事論事”、簡單交代事實，而應冷靜思考、沉下心思，殷志強的這一研究為今后回應日本學界的類似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鹿錫俊強調，導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因素很多，學者們往往從“物”的角度探討原因，而相對忽略了從“心”的角度進行研究。他指出，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日雙方決策層的心理狀態值得特別關注。從日方來看，其侵略方針強調，只有重新貫徹“滿洲事變精神”，方能使中國屈服，從而使得“對華一擊論”逐漸占據上風。此后，日本大舉增兵華北、全面戰爭迅速到來。而在蔣介石看來，只有用“戰而不怯”的“精神戰勝論”，才能打消日方企圖使中國“不戰而怯”的想法。雙方都表現出強烈的“斗志”，但對可能到來的全面沖突缺少整體的戰爭布局。

圍繞抗戰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會者普遍認為，抗戰史研究仍有很多新穎的視角值得注意。比如，從科學技術史角度出發，探討新技術如何應用于戰爭之中；從醫療史角度出發，探討國外先進的外傷治療理念在戰時的普及；從工業史角度出發，探討全面抗戰爆發之際中國工業體系的調整與遷移等。這些將來或許會成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研究領域。

深入具體歷史情境

本次會議上，個案“碎片化”研究與整體歷史研究的關系，引發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有的學者認為，富有啟發性的個案研究往往是歷史研究向前推進的支點。有的學者則認為，部分個案能說明的問題往往很有限，不能只顧“眼前”而失“全體”。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趙崢聚焦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通過對該團體的成立、運作及其受到的多種勢力影響進行梳理，分析抗戰時期中共將華僑工作與民眾動員相整合的努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賀江楓以1937年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風潮為考察對象，梳理了該風潮的背景、影響、處理及各方反映，盡可能展示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政治與經濟”“權力與市場”博弈的過程。北京語言大學講師祝力新以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東北創辦的《滿洲評論》為基礎史料，通過該刊物對日本“大陸政策”“滿洲國第二期建設”、盧溝橋事變等內容的分析，考察1937年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統制策略。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嚴海建以常德會戰前后國際形勢與國內戰局的變化為基礎，考察在此影響下國民政府的軍法機關對余程萬擅自突圍、棄守常德案的審判，揭示出戰時軍法處置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及其運行邏輯。

汪朝光認為，個案研究有其獨特意義，不能不顧一切地強行將個案研究與宏大歷史敘事聯系起來。當然，個案研究應當建立在扎實的史料積累和翔實的邏輯論證基礎之上，數量龐大的個案研究精彩紛呈，從事該領域的學者在研究視角上也會有突破。他認為，把多學科的基礎理論引入史學研究中，將極大推動史學研究中“事”與“理”的動態平衡。王奇生也認為，研究抗戰史的學者應該與抗戰時期的當事人“共情”，只有設身處地地站在歷史人物的立場上，深入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才能理解這些人基于其所見所思而付諸于現實的行動。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