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演進中締造了光輝而燦爛的農耕文明，既奠定了各族人民賴以繁衍生息的物質基礎，也為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成長貢獻了精神養分。近代以來，中華傳統文明在與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發生歷史轉型，重塑農業農村文明的現代性形態為其重要組成部分。邁入新時代后，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中國近代農業農村問題研究日益受到學界重視。

形成社團林立百舸爭流局面

農業團體，中國古來無有，乃近代以降從域外引入的新事物，也是接引域外現代文明因子以回應現實需求的歷史產物。1895年，孫中山首開風氣之先，在廣州創立農學會，倡導翻譯西國農學書籍、講授農學知識，是為中國農業團體之發端。嗣后，羅振玉等人在上海等地紛紛成立農學團體，以推動中國農學知識的更新、傳布和農業制度轉型。民國時期，農學團體的創辦在全國各地蔚為風氣，其中，中華農學會系歷史最久、會員最多，組織最為穩固，會務最為活躍的全國性農學團體，它由留日學生聯絡歐美留學生及國內農科生發起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政府性組織機構，同時地方政府組織發起的各類團體組織有數百個。

自晚清以至民國時期，各級農會、農協以及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農會組織更有數千個之多。中華平民教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鄉建團體亦不在少數。總之，到20世紀前半期，已然形成社團林立、百舸爭流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各主要農業社團在北京合組為“中國農學會”，形成百流歸一新格局。

進行系統化整理研究和出版

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近代中國數以千計的農業團體留存了數量可觀的文獻資料，其種類包括圖書、期刊、報紙、檔案、文集、日記、書信、回憶錄等，約可分為書、刊、報、檔四大類型。檔案類，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華農學會全宗檔外，北洋政府全宗檔、農林部全宗檔及各地檔案館、臺灣及海外相關案卷均有大量相關案卷材料；期刊類，如《中華農學會叢刊》《中華農學會通訊》《農學雜志》《農學叢刊》等農業團體創辦的機關刊物、珍稀農業期刊及綜合性期刊，數量有近500種；報紙類，包括農業團體創辦的會報及相關綜合性報紙，諸如《農業周報》《安徽農學會報》及相關綜合類報紙不下數百種；圖書類，資料既有大量譯著和個人專著，更有上海農學會、中華農學會組織編纂的“農學叢書”等系列書籍，其中含有大量未刊稿抄本。

在全面調查、收集分布于海內外的上述各類資料基礎上，對其進行系統化的整理研究和出版，組織編纂該領域首部大型文獻匯編和史事編年，以推進相關研究取得實質性重大進展，盡可能以復制、掃描、攝影、音頻或視頻形式采集數字化信息，建設完成首個學術專題數據庫，供政府決策、學術研究或社會公益使用。

汲取破解“三農”問題歷史經驗

近代以降，工業化和城市化雖有一定起色，但就整體而言，仍沒有改變農業、農民占主體地位的社會存在，甚至農業衰微、農村破敗與農民離村等演化成“三農”問題。就此而言，農業團體是近代破解“三農”問題的時代呼喚，也是實現農業文明現代轉型的歷史產物。它們在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和科學化的進程中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和貢獻，尤其充當了現代農業知識生產和更新的載體，同時也充當了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角色。不論是旨在改進農業農村的官方組織機構，還是為實現鄉村復興而奔走努力的民間社團，抑或是為推進農學知識傳播、構建鄉村建設思想體系的學術團體，都曾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可貴的探索足跡，也為當代“三農”問題破解和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經驗。

我們應該充分把握近代農業團體及其資料的整體情況，揭示農業團體與其他各方在農業現代化、科學化、社會化進程中錯綜復雜的關系和互動及其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多元而獨特角色，為全面客觀地認識“三農”問題的歷史淵源提供新的平臺和視角，在借鑒近代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民生問題的解決之道，從而為破解世界范圍內普遍性民生難題提供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