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的辨識性指標

法治社會概念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體的目標指引，似乎可以指涉無數有關法治的范疇，這稀釋了法治社會概念的效用。法治社會建設需要面對社會生活，有強辨識性的目標指引。透過分解目標，可以深化對法治社會結構的認識，從而將法治社會建設具體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導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意味著在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執行和監督過程中，公眾能夠自由地表達立場、意見和建議，能夠合法地采取旨在維護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動。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需要有與時俱進的理念、素質和能力。長期以來，社會治理由政府包攬，民眾也適應這種方式，從而導致官本位和權力本位思維突出、民主觀念和社會協同觀念缺乏。直至今日，陳舊觀念還有廣泛影響。

公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機制。目前，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還較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虛置。因此，應當以法律法規或其他規范形式，建立以各級政府為主導，以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為補充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渠道網絡體系，打造多樣、豐富、暢通的公眾參與平臺。同時，深入理解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運行規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設計、完善公眾參與的運行機制。

其次，維護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會秩序的當然之義，也是法治社會的基礎，它至少包括四個方面：財產秩序穩定有序；社會關系和諧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會規范與法律協調互補。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保障。社會信用體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為基礎，以政府強有力的監管體系為保障，通過信用機制對社會成員和企業進行約束，通過記錄信用狀況來揭示信用優劣，整合全社會力量褒揚誠信、懲戒失信。

良性的物質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務體系保障。這應當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法律服務制度完備。這意味著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各項法律服務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二是法律服務資源均等化。我國法律資源的配置與分享存在著失衡現象，表現為區域、城鄉、階層之間的不平衡。為此，需要從創造法律資源轉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資源，為弱勢群體運用法律資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務資源配置與分享機制。三是法律服務隊伍素質過硬。這要求人才隊伍專業水平高，職業道德素質高，思想政治素質過硬。四是法律服務運行機制通暢。這要求創新法律服務形式，拓展法律服務領域，整合法律服務資源，優化銜接法律服務流程。

再次，調適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務是旨在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勞動就業服務、基本醫療衛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體育等。目前，我國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但供給不足、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

調適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供求，需要面對幾對關系。一是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的競爭與協作。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都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各有優缺點。政府注重公平，但資源利用效率常常不高；市場可以提高效率，但只能適用于可以排他的服務；社會組織有靈活性，但資源有限，只能起到補充作用。幾種供給主體既有競爭，也需協作。二是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政府由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機構組成，容易因職能、資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導致“孤島現象”。因此，需要促進不同機構之間的有效合作，提高國家能力。三是民眾的合作。民眾不能有效合作，少數人的反對會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常常導致公共服務無法落地。如各類項目實施時面臨的“一事一議”難題。四是供給與需求的對接。現實出現不少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不對接的問題，有時是供給的資源與群眾需求不對接，如“文化下鄉”中存在的一些無效供給；有時是缺乏對接的組織體系，如大中型水利設施難以對接千家萬戶的小農。

最后，界定社會組織的恰當行為空間。社會組織是以社會力量為基礎，以公共利益為主要目標，以提供公共服務、從事公益活動為內容，實行自我管理與服務，依法自愿組成的社會性與自治性組織，在我國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社會服務機構三大類。它是科層體制的政府體系和利潤導向的企業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參與到公共服務中，可能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形成一種多元協同治理格局。

法治社會需要設置與界定社會組織的恰當行為空間，應當堅持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界定恰當的行為空間，需要面對社會組織的諸種錯位行為。第一，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傾向。社會組織基于對人性的良好假設而產生，利他是其心理基礎。然而，一些社會組織打著公益的旗號，卻以營利為目的，甚至淪為斂財的工具。第二，將社會組織用于避稅洗錢。社會組織的資金主要來源于社會捐贈，用于社會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對社會組織的資金有諸多優惠措施，有人卻借此洗錢避稅。第三，干預政策議程，成為危害國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會組織受國外支持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對這些錯位行為必須嚴加處理。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