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司法道德能力之生成和培育

司法固然不能與道德混同，但司法殊難與主流道德隔絕。經驗表明，在任何社會中，司法都是主流道德的維護者和促進者。不過，司法的這種“衛道士”角色不僅是主流道德之要求，更在于司法公信力之需要。因此，司法過程不僅是法律的實現過程，也應當是道德實踐的過程。

主流社會是非觀的維促能力。良好的司法裁判應當有助于維護主流道德體系的是非觀，維護社會底線正義，有助于提升公民守住做人底線之信心。其一，古往今來，所有的涉訴爭議都內含是非之爭。所以，明辨是非乃定分止爭之前提。一項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顛倒的司法判決，無論其程序如何正當，都是非正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主流道德上的是非標準是司法正義的底線標準，維護主流道德的是非標準系法官之自然責任。其二，是非觀乃一個基礎社會生活秩序的元規范，其代表著底線正義。守住底線正義就是守住社會元規范，就是守住基礎生活秩序之根基。而基礎生活秩序，本質上就是一種道德秩序。正是這種作為道德秩序的基礎生活秩序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基本內核。所以，現代社會秩序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法律秩序。社會秩序始于道德并優先于法律，道德是具有持久價值的調節方式。司法應當是道德秩序的維護者和建設者，至少應當對基礎社會生活的元規范給予立場鮮明的支持。

主流社會善惡觀的維促能力。法官應當在個案中維護主流道德體系之善惡觀，并有助于社會共同體實現其懲惡揚善之價值訴求。其一，善惡就是最一般的道德判斷標準。這個標準也通常適用于社會之于司法裁判的評價之中。普通民眾之于司法的評價更慣常適用的是道德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因此，司法過程及其裁判結果應當經得起道德標準的審視。良知是人民捍衛正義的唯一屏障，也是他們評價司法的底線標準；基于道德自覺，人民只可能接受善的裁判，并本能地拒絕惡的裁判。其二，善惡觀在道德實踐上通常轉換為懲惡揚善的道德命令。“所謂道德的善或道德的理念是人基于認知理性和自由意志去追求實現存在的善，并在此過程中賦予自己以義務和權利的過程，簡言之，就是揚善避惡。”因此，對于作為最后防線的司法而言，這種懲惡揚善的道德命令就是一種絕對命令，即康德“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的道德律。據此，司法不僅應當將懲惡揚善當做一項自然責任，而且，其所做出的任何一項裁判不僅應當符合人民的善良意志，還應當成為社會行為之典范或榜樣——司法代表國家所認可的“善”是我們每一個人“共同的善”，相應地，司法所懲戒的“惡”即我們每一個人“共同的惡”。如是，司法過程不僅是法官為“自我立法”的過程，也是為社會樹立行為典范的過程。

主流社會榮辱觀的維促能力。法官應當維護主流道德體系之榮辱觀，這有助于激發人民過有德性生活、作道德人之信念。其一，《管子·牧民》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明榮辱，知羞恥”乃為政治國之端，是國家發展和穩定的一個支柱。國家司法不僅應當以“民之以為榮者為榮，以民之以為恥者為恥”，而且其代表國家所做出的每一項裁判都應當可以成為整個社會“知羞恥之所在，明榮辱之所系”的標識，從而成為國家“知恥求榮”的清風正氣和認同感或凝聚力的建設者。其二，恥感是人民做道德人之酵素，是人民過有德性生活的持久驅動力，也是人民守規矩、服法判的心理要素。法律影響力必須訴諸行為人的心理機制，否則就很可能事與愿違。同理，對于司法而言，其裁判的實現取決于是否激發了人民的恥感。

司法固然只應當服從法律，但法官以法律名義所做的裁判都會對社會道德產生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德沃金指出：“一位法官的點頭對人們帶來的得失往往要比國會或議會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帶來的得失更大。”任何成熟的司法理論都應為司法道德留有一席之地，至少不應道德冷漠。在這個意義上，認真對待司法道德能力之生成和培育，應當成為中國司法隊伍建設的基礎性問題。

（作者為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