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論”難掩霸權思維

【洞察】

1993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志夏季號拋出“文明沖突論”，其核心觀點是，“后冷戰的世界中人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在這個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亨廷頓斷言，未來世界性的沖突將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展開，文明的沖突是戰爭的根源，并預言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將與西方文明出現大規模沖突甚至是“斷層線”戰爭。

“文明沖突論”自提出以來就飽受爭議，中外學術界早已將其駁斥得體無完膚，就連美國主流學界也多對其持批判立場。1993年《外交》雜志秋季號即刊載了7篇批駁文章，之后的美國歷屆政府也出于政治正確考量，拒不承認“文明沖突論”對其實際政策的影響。事實上，對于“文明沖突論”的理論不自洽和結論不嚴謹，亨廷頓自己也并非不明白，在其1996年出版的更為系統地闡釋該論的著作《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中，他明確指出：“這本書不是也不打算成為一本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要對冷戰之后全球政治的演變作出解釋。它渴望提出一個對于學者有意義的和對于決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可以看出，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并非出于該論有什么學術價值，其真正目的是為美國后冷戰時期的霸權主義外交政策張目，為各種霸凌爭端制造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在世界倡導和踐行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互鑒的今天，美國一些人卻又祭出“文明沖突論”的大旗。不久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斯金納妄言，中國對美國構成長期威脅，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兩國文化差異太大，中美競爭代表著一種巨大的“文明的沖突”。斯金納的言論表明，這樣一個經不起實踐驗證、早已破產、自提出后歷屆美國總統都要遮遮掩掩的理論，恰恰被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奉為圭臬。

不可否認，美國是冷戰后乃至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科技、軍事硬實力首屈一指。按照美國的邏輯，要維持住世界老大的地位，必須首先當好“世界警察”，維護好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文明沖突論”恰好呼應了美國的這一需求。在此論的解釋框架下，美國和與其文明傳統、價值理念相悖的國家或地區爆發沖突是理所應當的。于是，美國將其在伊斯蘭國家的尋釁滋事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沖突”，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伊斯蘭國家就該“挨打”；美國將其在幕后操縱的顏色革命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沖突”，委內瑞拉、古巴等美國眼里的制度另類理應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搞得經濟低迷，就該“挨餓”；美國將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歪理邪說合理化了，由于“文明的沖突”，“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就該被污蔑抹黑，就該“挨罵”。

“文明沖突論”錯誤地延續了冷戰時期非敵即友的戰略判斷。美國把冷戰時期的“我們”和“他們”的對立置換成“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對立，并把意識形態的劃分置換成“文明的差異”。然而，歷經數千年形成的人類文明的各部分千姿百態、眾彩紛呈，遠比意識形態的差異更為復雜。但在“文明沖突論”視角下，差異就意味著沖突，沖突就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戰爭。如此單向度的思維，赤裸裸地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硬邦邦地將文明與戰爭捆綁在一起，如果不是出于滿足美國戰略的需求，又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釋？

“文明沖突論”錯誤地歸結了導致國際沖突的根源性因素。20多年來，各國有識之士從不同側面批判“文明沖突論”，基本形成了共識：“文明沖突論”混淆顛倒了導致沖突的利益因素和精神因素，其制造并鼓吹文化差異、文明差異等精神因素的負面作用，目的在于掩飾西方主要大國維護強權利益的真正意圖。在文化心理層面，“文明沖突論”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其文明開始走向衰落的憂慮和不甘。主觀上，他們有著西方中心論的政治偏見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文化自負；客觀上，他們有著鞏固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繼續擴大西方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的現實需求。因為只有維護住西方文化的霸權地位，才能繼續穩固由此帶來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地位，進而繼續收割政治強權、經濟霸權、意識形態話語權帶來的現實利益。馬克思早就指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應當在思想領域中去尋找，而應當“在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去尋找，即在經濟發展本身中去尋找。“文明沖突論”無限夸大文化差異、文明差異的影響，卻對不公平的政治經濟秩序下的國與國之間利益不均衡、發展不均衡等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文明沖突論”錯誤地固守了“要對抗不要合作”的思維模式。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人類文明大潮正在交流互鑒中以不可阻擋之勢滾滾向前。美國一些人卻逆流而動，“文明沖突論”老調重彈。我們提倡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文明沖突論”卻認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我們提倡不同文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文明沖突論”卻罔顧其他文明的獨特價值，認為只有西方才能創造出最豐富的物質文明、最普世的精神文明、最先進的制度文明，其他文明只有“走近”西方才算開化，只有“走進”西方才算文明；我們提倡不同文明開放包容、互學互鑒，“文明沖突論”卻以西方文明中那個摧毀巴別塔的上帝的視角，認為既然基于民族語言不同形成的文明隔閡和文化交往壁壘來自上帝的旨意，那么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就在違背這一旨意，因而文明的差異和隔閡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永遠的；我們提倡不同文明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文明沖突論”卻認為西方文明不僅因優越而強勢，還將因強勢而永遠優越，其他文明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文明成果，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沖突風險和戰爭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種文明本沒有沖突，只是要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受“文明沖突論”左右的美國戰略界和決策層的一些人，缺少的正是這樣一雙眼睛，固守“要對抗不要合作”的思維模式，就必然不能認清世界文明發展大勢，必然“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到頭來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作者：姜衛平、蔣巖樺，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