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思是中國哲學傳統中的重要范疇，在中國儒家傳統的致知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學”與“思”均是人獲取“德性之知”以成德及塑造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從先秦至明清，儒家學人對“學”“思”及其關系均多有闡發。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四書訓義》中明言：“致知之道有二，曰學曰思……二者不可偏廢，必相資以為功。”他在深刻繼承舊有儒家“學”“思”理論的基礎上，以其精微的哲思表達出了諸多頗具新意的思想內容。

　　學務踐履

　　單就“學”而言，王夫之闡發《論語》“學而時習之”句時認為，“學”包含“所學之事”與“為學之功”兩重意義。學不僅是通過講習與讀書學習各種理論性知識，也包括通過親身體驗的方式參與現實生活，從中獲取實踐經驗。王夫之認為，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經驗知識皆越多越好，唯有通過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才能應對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在為學之功的層面，他強調“學”兼具格物與致知兩個層次的工夫，同時從合知行的角度將“篤行踐履”的內容亦納入“學”之中。王夫之著重點明了“踐履”在學之過程中的價值，以此來凸顯實踐在認識形成與知識獲取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仍是在儒學傳統的語境中論述這一問題，他所言“實踐”是指倫理政治方面的實踐行為。

　　盡管王夫之強調“踐履”，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將“學”與“行”截然對立。王夫之對“學”與“行”的關系有著清晰的描述：“今以學之切于身心之實者言之：以考之前言往行者，則有聞；以察之人情物理者，則有見；聞焉而可述以明道，則有言；見焉而可酌以制事，則有行。”可見，王夫之從區別“學”“行”二者之功用的角度出發認為“學”中有“行”，“行”中有“學”，“學”是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而“行”則是由認識指導實踐的過程。

　　慎思明辨

　　王夫之對“思”之闡發，學界已經廣泛關注并加以深入研究。在王夫之的思想體系中，“思”既包括對人身所固有的道德理性的發見和體認，也包括認識論意義上的思辨和理性認識。王夫之在具體的論述中對孟子多有繼承，認為正是人之“思”將人所稟受于天并函之于心的道德理性轉化為人之道德主體性和能動性。“思”根源于天道而成就于人身。從身心關系的角度來說，心之神不可脫離形體而存在。人初生而有形體，思即作為一種本原的體驗而表現在人身上。從中國思想傳統的身心論角度來看，“心之思”實際上是一種“具身之思”。在他看來，仁義與思均是天所賦予人的稟賦。人有思，因而能夠以之求得仁義，而思必以仁義為內容。這一“思”字，在功用上能夠將繼善、成性、存存三者予以貫通，在工夫上則包含了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的統一體。因此，王夫之高度稱贊了“思”之作用，稱之為“千古未發之藏”，并將其與《周書》之“念”，《論語》之“識”等儒家經典概念等而視之。

　　王夫之認為，憑借“思”把握理需要經過兩個步驟：首先是考察“所當然”的“明辨”，其次是探索其“所以然”的“慎思”，二者缺一不可。作為事物表象的“所當然”是對事物表象的認識，而探究其“所以然”則是深入事物本質的認識過程。離卻了“所以然”，其“所當然”便是“無憑據”的。對于“所當然”的認識并不是真知，認識的目的是考究潛藏在現象背后作為事物本質的“所以然”。因此，需要在諸多紛紜復雜的現象中通過“明辨”來辨別是非、去偽存真，并在此基礎上以“慎思”的方式上升至把握事物“所當然”的本質認識。從“明辨”到“慎思”即是以“思”來由表及里，全面把握事物的過程。

　　學思相資

　　王夫之有關“學”“思”之間關系的論述至為精彩，也是其思想中頗具理論價值的部分之一。王夫之一再強調，無論是學還是思，都應當始終堅持“在我而審其從違”的主體性精神，這是其學思論的別具只眼之處。在他看來，“學”即是繼承與考察先人所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在這一過程中應當充分尊重前人的理論成果。“思”則不唯古人之陳跡，要求以審慎、獨立思考的精神審視古人遺留下來的理論遺產。在這一過程中，有兩種極端傾向必須避免：首先要避免成為“信古已過”的泥古之人。泥古的“純固之士”一味偏信古人之語與典籍記載，唯古人之語是瞻，從來不以辯證與發展的觀點看待問題，這便是學而不思的典型例子。其次要避免成為懷疑一切、批判一切、盲目自信的“敏斷之士”，這是思而不學的典型代表。王夫之告誡我們，要對前人的理論遺產進行正確的判斷之后，再以之指導實踐。這要求學人要具備敏銳的判斷能力，而這一判斷能力是建立在廣博的學識基礎之上的。前人所遺留下來的理論成果實際上已經是前輩學者“竭其思”后的思想結晶，如果能以正確的態度繼承古人的理論成果，可以避免在認識與實踐過程中少走彎路。

　　在王夫之看來，學思二者并不矛盾，“學非有礙于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于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二者相成相資，相互促進，不可偏廢。王夫之以此將宋明理學中的“道問學”與“尊德性”的道德修養論轉化為更為廣大精微的認識論問題，在更高的理論思維水平上統一二者，并在此過程中凸顯了人的主體性精神。

　　學成于聚 思得于永

　　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對“學思”作了極其精彩的論述與總結。他說：“學成于聚，新故相資而新其故；思得于永，顯微相次而顯察于微。”繼承與創新，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一味信古或割裂傳統皆不是正確的態度。新的知識由“故”發展而來，而新知識的產生也會對固有的理論與觀念產生更新作用。王夫之明確告訴我們，通過發揮“思”的能動性，才能由微察顯、由顯返微，不斷深化和推進認識的發展。

　　當代美國哲學家庫恩的“范式”理論強調，盡管常規科學處在新舊范式不斷的更新迭代過程中，但舊的范式為新范式的到來提供了理論問題與開放的空間；新的范式一方面致力于解決舊范式遺留下來的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也繼續保持著開放性，為更新的范式的到來提供了可能。這正是科學知識發展過程中“新故相資”的真實寫照。換言之，人類文明的整個認識與實踐的深化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在不斷繼承前人的理論遺產基礎上“新故相資”與“顯微相次”的偉大結晶。王夫之善于熔鑄大量的先行思想資料，不僅深入研究儒家典籍，而且以“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見其瑕”的態度對老莊、佛教理論予以研討，充分吸收其中的合理思想資源以不斷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這正是其本人不斷踐行“新故相資”與“顯微相次”之學與思的最佳印證。王夫之以其自身思想與學行啟示我們，既不可“泥古不化”教條式地對待傳統文化，又不可“信己已過”拋棄傳統智慧，而是應當立足于當下具體的社會現實，在堅持“在我而審其從違”之主體性精神的基礎上以揚棄的眼光批判吸收古人之智慧，將之作為應對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思想資源。

　　從今日眼光來看，王夫之仍是在傳統的認識論框架中論述其學思觀，其思想仍然無法也不可能擺脫傳統中國思想倫理學與認識論相纏夾的民族思維特色。具體而言，盡管王夫之重視“質測”之學，并試圖立足自然科學的物質不滅原理來論證人生觀問題，但其學思觀乃至整個知識論仍是以道德認識和道德踐履為主要內容。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