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僧詩發展史上，清初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清初僧詩代表著有清一代僧詩發展的最高水準，其繁盛是在明亡清興的歷史大變局下展開的，又一次印證了“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文學思辨。遺民詩僧是清初僧詩的創作主力。所謂遺民詩僧，除一部分在政治立場上傾向于前明王朝的原佛門中人外，有相當多的人為遺民轉為僧侶者，起初為尋常士大夫，而在王朝傾覆時落發出家，即所謂“逃禪”。其中不乏堅定抗清且一度投身軍旅的志士，如遺民詩僧中文學成就突出的今釋（原名金堡）、今種（原名屈大均），生平履歷均有傳奇性。后者為恢復明朝，聯絡反清人員，一生行走八方、屢涉險境，身份在僧俗間反復切換。遺憾的是，因作品中的違礙文字，今釋、今種詩文在流傳過程中均陷入“文字獄”案而被大面積禁毀。

　　清初僧詩之繁盛，首先表現在文獻數量上。以有清一代衡量，江慶柏曾在《清代僧詩別集的典藏及檢索》一文中統計得出：“從現存僧人詩集作者所處時代來看，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以康熙朝為最多。如以乾隆三十年（1765）為界，那么在此之前出生的作家有140余人，占了全部清代僧人詩集作者的三分之二。”相較于清中后期僧人詩集可說在數量上優勢明顯。清代僧人詩集中亦有鴻篇巨制，基本出自清初詩僧手筆，如函昰、今釋、南潛、曉青、大汕、光鷲等，詩集規模都在十萬字以上。清初詩僧的分布也較廣泛，以江浙、嶺南、滇黔等地為重心，更具體說，蘇州靈巖、番禺雷峰、云南雞足等名山是遺民皈依的核心區域，如長期住靈巖山寺的弘儲，住雷峰海云寺的函昰，不但各自能詩，并且僧望出眾，分別在禪門臨濟宗和曹洞宗的源流體系中處在重要的位置上，故而可視為清初詩僧師承與交游的樞紐式人物。

　　對于遺民詩僧而言，亡國引起的巨大震撼實非佛法所能輕易化消，他們對故園的懷念，以及相伴隨的沉痛、無奈、悲憤、壓抑情緒，一任流淌在詩歌的字里行間，帶來強有力的情感表達。例如，清初僧詩中一首廣為流傳的名篇《金陵懷古》（四首其四）：“石頭城下水淙淙，水繞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峰。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蒼深清老，而詞特凄切，傳達出深厚的興亡之感，其作者是被王士禛推為“近代釋子詩”第一的讀徹。再如，今釋《貽吳梅村》、弘仁《偈外詩》、同揆《鼎湖篇贈尹紫芝內翰》、光鷲《仙城寒食歌》等佳作從不同角度切入明亡清興的歷史主題，感慨皆深。整體來說，乾坤倒轉，滿目凌夷的無序亂局下，“僧”與“詩”的組合鋪展為一幅長歌當哭的歷史畫卷，如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言：“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可謂道盡了易代之際僧詩書寫本身的悲劇色彩，所以此際大量僧詩甚至已然不似出自詩僧筆下，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簡評光鷲《登大科峰頂》一詩說：“出世人何必作此語耶？”光鷲詩云：“愛山登陟不辭勞，直上嵚岑振敝袍。老去始知行腳穩，年來惟恐置身高。青天有路隨孤鶴，滄海無根仗六鰲。閑倚西峰發清嘯，下方誰識是吾曹。”“滄海”一句似乎隱指臺灣鄭氏政權。在《清詩紀事初編》中，鄧之誠認為光鷲詩歌“快吐胸臆，不作禪語。無雕琢摹仿之習，仍是經生面目”。

　　逃禪乃出于現實考慮，并非等于從內心皈依了佛門。身在佛門心在儒的情況普遍存在，兼之清初帝王對禪宗的扶持，直接造成清初佛教的發展走向世俗化，方內世界亦有方外景象，其間斗爭波瀾起伏，公案迭出，如黃宗羲詩云：“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陳垣在其名著《清初僧諍記》一書中著力考證了頗得清廷器重的道忞對弘儲的攻擊，將之視為清初僧諍的門戶勢力之爭，即僧侶中“遺民”一派與“貳臣”一派的對立。嚴迪昌在《清詩史》中以清初詩壇的一則掌故詮釋：道忞在未應召前曾編訂同人詩文集《新蒲綠集》，取意于杜甫《哀江頭》之“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句，他成為佛門新貴以后就被人們以“新蒲綠”諷刺。另一方面，弘儲《閑居擬古三首寄毗陵鄒子》所詠“黃金無角，穿我層岳；腥雨無牙，嚙我巖華。君子憔悴，屨以易蕢。坎坎鼓缶，大呂將墜”，似又在感嘆險峻的時勢氛圍。再如，函可因私攜逆書案件被清廷流放沈陽，表面上看這是一起“文字獄”性質的案件，實則函可因“謀叛”而接觸洪承疇。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指出函可在丙戌年（1646）頗顯機密地往返于金陵、嶺南之間，為南方反清運動奔走游說。相關結論固然需要深度的史料解讀和精準的歷史眼光，而函可《千山詩集》的一些詩作也透露了其行跡的線索。因此，清初僧詩不但具有抒發情感的功能，在呼應顯性及隱性史實乃至在思想史的層面上也有其箋證價值。此外，僧詩中的一些現實題材作品另可豐富詩僧的歷史形象。大汕與屈大均、潘耒等遺民的交惡同樣耐人尋味，直接關系到對大汕歷史形象的解讀。大汕“在欲行禪”，言行多有悖離佛門，而據史料記載其人品確有為人訾議之處，但其詩卻是另一番境界，換言之，其詩品與人品難以對應，如《河決行》《地震行》諸作，關懷現實，有杜詩風范。

　　當然，表現僧詩特色，帶有“煙霞氣”的禪境書寫一般不會因為時代而改變，清初亦然。總的說來，禪境書寫作為僧詩中普遍的存在歷經長久積淀，在清初并沒有實質性的推進，但別具神韻的作品仍俯拾即是，如大成《山居》一詩：“一株兩株老松青，松下結個小茅亭。三日五日來一次，肩荷楖栗手持經。讀經讀到山月出，聽松聽罷天落星。適然拋卷松間臥，夢與松根乞茯苓”，呈現出一派富含生趣的方外生活圖景。相對而言，清初詩僧在詩學理論方面特具建樹，弘智（原名方以智）尤是其中代表，他在詩之本體、體式、聲律、法度、情感、審美等方面皆有精到的議論，其中又含有深刻的哲學思辨，在明末清初文學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其他如大汕、今釋等也都在詩學領域留下獨到之見。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