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詩歌贈答，或許是《穆天子傳》中所載的周穆王與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的“賦詩往來”，但這只是傳說。真正于史有征的贈答詩應為先秦時期諸侯卿大夫與鄰國交往時的賦詩言志，但他們吟詠之詩并不是他們自己所作。現在可以確認的關于贈答詩的最早記載出現在《詩經·大雅》中的《崧高》一詩中。這首詩中有“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的詩句，明確點出“吉甫作誦”來贈給申伯。后來東漢蔡邕的《答卜元嗣詩》中則有“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的詩句，指出詩作不僅有“貽”（贈），接受贈詩的人還有“酬答”。

　　突顯詩歌交流功能

　　現存最早的有贈有答的詩作出自東漢桓帝時秦嘉、徐淑夫婦之手。秦嘉有五言體《贈婦詩》三首。《玉臺新詠》載有《贈婦詩》的小序，序云：“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這篇小序交代了秦嘉的籍貫、官職及寫作這三首詩的背景。《贈婦詩》其一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凄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他的妻子徐淑寫有五言楚歌體的《答秦嘉詩》一首，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明人胡應麟《詩藪》稱贊“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這是從其所抒之情真切感人的角度作出的評價。此外，在中國詩歌史上，秦嘉、徐淑夫婦創作的這些贈答詩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它們標示了中國詩歌創作的發展變化，詩歌開始敘寫個體的私人生活和體驗，詩歌創作也開始有了特定的讀者。而特定的讀者則使詩歌抒情具有了明確的對象，所寫之事更為具體，所抒之情也更為專注。

　　《文選》所收詩歌中有贈答類，收詩數量為諸類詩歌之最，共收錄了24人的72首詩。這些詩作的顯著特點是在題目中標出“贈”某某或“答”某某，詩人在題目上就明確標出了詩歌是為某個單獨的個人而作。

　　《毛詩序》說詩歌原本是“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禮記·王制》稱“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稱“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些都是強調詩歌寫作的公共性特征。而贈答詩則不同。如開“贈答”風氣之先的王粲，其《贈蔡子篤》詩末云：“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王粲與蔡子篤一同在荊州避難，離別之際他寫下了這首詩贈給友人，以表達惜別之情。這首詩所抒發的情感是私人化的，但也不妨害其對政治生活的敘寫，如詩中也有“悠悠世路，亂離多阻”之類對世路艱難的詠嘆。

　　贈答類詩歌的興起，使詩歌在創作前就有了確定的讀者，而贈詩一般也會有反饋。由此，作詩者并非是在自說自話，也不是單純的傾訴，而是渴望交流。可以說，贈答使詩歌的交流功能得以突顯。

　　此外，贈答詩由于具有特定的讀者對象，便于詩人表達在其他場合不便表達的訴求或態度。如司馬彪的《贈山濤》、郭泰機的《答傅咸》，這兩首詩都是表達希望對方舉薦自己的私人化請求。而張華在其《答何劭詩》說“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稱自己的志向與才能不在“功名”而在“文學”，表達的也是個人情懷。

　　激活詩歌敘事能力

　　《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贈答詩既然是為了特定的讀者而作，同時也就需要在詩中寫明是因何事而抒情。由此，贈答詩激活了詩歌的敘事功能。以中古時期的贈答詩而言，其敘事主要有如下幾類。

　　第一，敘述送行之事。古人有臨別“以言贈行”的傳統。相傳孔子辭別老子，老子就“送人以言”。《文選》贈答類詩歌中所錄王粲的三首詩均是在他為朋友送行時所作，其《贈文叔良》直接稱“惟詩作贈”。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也是作者與白馬王曹彪分別時相贈之作。

　　第二，敘述作詩者所遇之事。贈答類詩歌中也有敘述詩人游覽、旅行之事，或描繪游覽、旅行途中所遇景物的。詩人以贈詩的形式把這些事、這些景寫給對方，同時也把自己當時的心境告訴對方。如謝惠連的《西陵遇風獻康樂》、謝朓的《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等詩均為此類詩的代表作。

　　第三，作詩者敘述自己的處境與想法。在這類詩歌中，詩人自述己事，向某人吐露自己的心胸情懷。如傅咸在其《贈何劭王濟》的“序”中即稱“賦詩申懷”，表明自己企望追攀何劭、王濟二位賢人的愿望，卻又自愧不如因而要隱退，實際上是在委婉表達自己的仕途困頓。

　　第四，敘述對方之事加以勸勉贊賞。對方有所不足則贈詩以勸勉，對方有長處優點則加以贊賞。無論是勸勉還是贊賞，著眼點全在對方。如劉楨的《贈從弟三首》，以蘋藻、松柏、鳳凰為喻贊賞其從弟的品性，自然有勉勵之意。又如曹植寫有《贈徐干》一詩，劉良注曰：“子建與徐干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其實，詩中稱賞徐干貧窮但有才德，并含蓄地表示要舉薦他。

　　第五，表達與友人分離不能相見的思念之情。如陸機作有《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詩云“與子隔蕭墻，蕭墻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托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李周翰解釋說陸機與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第六，敘述某事以達到某種實用性目的。如晉末時盧諶擔任段匹■的別駕，盧諶覺得自己節行有所虧，但又不得不從，于是寫了《贈劉琨》一詩表明心跡。劉琨作《答盧諶》一詩，以“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激勵盧諶樹立匡扶晉室的遠大志向，并敘說自己壯志未酬的悲憤之情。后來劉琨受段匹■疑忌而遭囚禁，又作《重贈盧諶》一詩激勵盧諶完成救國大業，并解救自己于困厄。

　　第七，詩人在贈詩中自述對友人的誠摯感情。如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其二中稱“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表明向友人贈詩是因為對友人的向慕。

　　中古時期的贈答詩借由敘事來抒發詩人情感，因此激活了詩歌的敘事功能，同時使詩歌所抒之情落到了實處。敘事與抒情的結合，也增加了詩作的藝術感染力。

　　設立詩歌創作標準

　　當強調詩歌的公共性時，詩歌創作的標準是《毛詩序》所言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理由是“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而強調詩歌的私人性時，其創作標準又是什么呢？細讀留存至今的中古贈答詩，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有大量對于“誠”的描寫，這在某種程度上可看作是當時贈答詩的創作標準。

　　兩晉的贈答詩有很多寫到了“誠”。如張華在《答何劭詩》其二中寫道：“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他把文人間贈答詩作的“緣情”與“寫心出中誠”聯系了起來，提出贈答詩所寫之情應該以“誠”為標準。張華認為贈答詩應“寫心出中誠”的觀點在當時很多贈答詩作中都有體現，如傅咸的《贈崔伏二郎詩》中“人之好我，贈我清詩”“誠發自中，義形于辭”，陸云的《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中“亦有芳訊，薄載其誠”，鄭豐的《答陸士龍·南山》中“交棄其數，言取其誠”，孫綽的《答許詢詩》中“斂衽告誠，敢謝短質”等詩句，均不同程度地表明，贈答的“緣情”應以“誠”為標準。由此可見，對于“誠”的重視已成為當時贈答詩創作中一種重要趨向。

　　王符在《潛夫論·務本》中批評漢代“賦頌之徒”是“長不誠之言者也”。與此不同，中古時期的贈答詩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寫心出中誠”的創作標準。這一標準繼承了孔子“修辭立其誠”的主張。“禮義”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范，而“誠”則偏重于自我要求。強調詩歌的公共性時，自然應追求“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側重詩歌在私人領域的傾訴與交流功能時，則有必要依照“寫心出中誠”的要求來進行創作。這不僅為詩歌創作設定了“內”“外”兩種標準，也為詩歌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