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被《文學遺產》（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雜志）聘為編委，赴京參加座談會。當時，擔任副主編的張白山先生主持會議。被聘為編委的，在座還有傅璇琮先生等好幾位，都是和我年齡相若，四十歲開外的學人。

會議間歇時，我們幾個不算年輕的“年輕人”，免不了圍在一起聊天。這才知道，我們都是在“文革”前，擔任過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的通訊員，也不約而同想起了前主編陳翔鶴先生。后來，這些通訊員，大多成了各高校和研究所教學科研的骨干。

一

1952年，我在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習，記得王季思教授在給我們上寫作課時說：“以后如果你們發表文章，不要忘記，其中有一半是編輯同志的功勞。”當時，我才讀一年級，曾大惑不解，文章明明是我們自己寫的，怎么能說編輯先生有這樣大的作用？后來，我有幸遇上陳翔鶴先生，才理解王老師所說的是至理名言。當我和璇琮兄等幾位，談到陳翔鶴先生時，都一致認為，當年以陳翔鶴為主編的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正是我們這一輩學人成長的搖籃，是教育我們學會做人做事的沒有圍墻的大學。

我能認識陳翔鶴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

那時候，學校規定本科三年級的學生，要撰寫“學年論文”。我在求學階段就對中國古代詩詞很感興趣，加上二年級時剛學過魏晉文學史，又在舊書店里，淘到一本《陶淵明集》，于是，三年級伊始，便開始研究陶詩，學寫論文。上學期快結束，論文《陶淵明詩歌的人民性特征》寫成了。那時正在提倡“向科學進軍”，到寒假，我把論文重抄了一份，寄給了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

老實說，當時我屬于“黃毛未褪”的大學生，在圖書館里，常見到與文學有關的期刊，不外是《文藝報》《人民文學》《語文學習》等幾種，只有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才專門發表古代文學研究的文章。我不知高低，也不懂得它在學術界中的分量，隨手貼上郵票，把稿子塞進郵箱，寄交《文學遺產》編輯部。那時，女朋友知道了，便嘲笑我說：光明日報的一個版面，最多能刊載八九千字的文章，你的論文卻有一萬四五千字之多，你以為你是什么東西？等著退稿吧！我一想，她說得有道理，但稿件已成潑出去的水，只好自認晦氣，噬臍莫及，不敢作刊登之想。

誰知過了一個多月，我接到一封由《文學遺產》編輯部寄來的信，信很薄，不像是退稿，我心情忐忑，打開一看，原來里面只有一張信箋，上面寫著：“天驥同志：來稿字跡非常潦草，就像天書，排字工人一邊排，一邊罵娘。以后讀書寫字，都要認真。”信后只署名“編者”。

這編者是誰？我不知道。后來才曉得，這封信原來是當時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主編，著名作家、學者陳翔鶴先生寫給我的。

我看了信，滿臉通紅。確實，我一向做事馬虎，不重視寫字，況且想趁假期外出游耍，心不在焉，便“龍飛鳳舞”地抄了稿子，塞進郵筒。看了信，我想，完了，編者這樣嚴厲批評我的文稿，哪里還會采用？那就等著退稿吧！我的女朋友倒看得細心，她認為排字工人在罵，不是有可能在發排嗎？我一想，似乎有理，于是以后每周都找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留意上面有沒有我的文章。連翻了兩三個月，沒看到，我心也就涼了。正好那時董每戡老師建議我轉攻中國古代戲曲，我的注意力才有所轉移。

誰知到了學期之末，我又收到《文學遺產》寄來的函件，打開一看，是《文學遺產增刊》（第二輯）。我的論文，就登載在有關陶淵明研究的一組文章上。原來，陳翔鶴先生和《文學遺產》編輯部認為一些可取而又篇幅較長的論文，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版面容不下，于是另辟《增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抽屜里找出陳先生給我的信，又看看被采用的論文，不禁百感交集，既高興，又羞愧；既感動，又震動。試想，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編，百務煩冗，竟不憚勞煩，對一個陌生青年抄寫的潦草得像“鬼畫符”般的文稿，耐心閱讀，這需要耗費多少時間，多少心血！而當發現文稿有一得之見，既嚴肅批評，又注意栽培。我很幸運，碰上了這一位胸懷如此廣闊，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的老師。

二

我畢業后，留校工作，不久就接到《文學遺產》的通知，告訴我被聘為編輯部的通訊員，以后每周給我贈閱該刊。而通訊員的任務，是要閱讀該刊的文章，征詢師生們的看法和對編輯部的意見，每月寫信匯報。這一來，我對在《文學遺產》上發表的文章，必須仔細閱讀，不敢囫圇吞棗，也養成了認真讀書的習慣。當然，在書寫通訊稿時，更注意字跡端正，再不敢潦草茍且，寫得像“天書”那樣了。過去說字如其人，寫字時心態的改進，也讓我端正了自己做人做事的態度。

到1958年暑假，我到天津探望在那邊工作的女朋友（也就是現在我的老伴），和她一起到北京游覽，逗留一周，也抽空去看看《文學遺產》編輯部。我不敢驚動陳翔鶴先生，只想訪問一下這名聞全國的期刊。作為通訊員，也順便匯報自己的學習和工作。誰知那天下午，陳翔鶴先生正好也在編輯部工作，他知道我來了，很高興，讓我在他的辦公室坐下。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陳先生，也是唯一一次有幸和陳先生接觸。只見他個子較矮，身材略胖，穿著灰色的干部服，瞇著眼睛看我。我有點緊張，甫坐下，他過來給我遞上一杯茶，笑著說：“好呀！寫‘天書’的來了呀！”我手足無措，他卻哈哈一笑，說：“你寫來的通訊，我看了，寫得認真，字也寫得好多了！”聽了這幾句話，我繃緊了的神經，才松弛了下來。

陳先生問了我學習和工作的情況，也問了中山大學中文系幾位教授的近況。大約談了十多分鐘，他站了起來說：“天驥同志，我有事，正忙著，不陪您了！這樣吧，我讓劉世德陪您吃飯，由我請客。”我一怔，正想推辭，他卻不由分說，把劉世德同志叫了過來，吩咐他帶我倆去吃晚飯，并且說：“天驥來一趟北京不容易，他喜歡吃什么都可以，要吃得好一些，貴一些不要緊！”

我在《文學遺產》上，早就拜讀過世德兄的論文，這回第一次見面，看到他風度翩翩，溫文爾雅，年紀也比我稍大，頓生敬意。當時，他正在《文學遺產》當實習編輯。我跟著他走出編輯部，他便問我，想吃些什么，不必客氣。我心想，北京的烤鴨最有名，我從未吃過。又一想，烤鴨可能價錢很貴，怎好讓陳先生花費太多。正遲疑間，世德兄和我商量，不如到莫斯科餐廳，那里比較清靜。我雖初到北京，更未嘗過俄國餐，但在廣州時，卻早知道近來“莫斯科餐廳”在京開張，便欣然跟著前往。

我進入餐廳寬敞的大廳，就像劉姥姥進入大觀園。它雖然不是金碧輝煌的，卻顯得優雅大氣；食客們都只喁喁細語，絕不像廣州茶樓那般嘈吵喧鬧。世德兄領著我倆，揀一個角落坐下，便問我想吃些什么？我哪里懂得該吃些什么，只見鄰桌的食客，吃著一鍋土豆燒牛肉，便指著要了一份；我的女朋友跟著我，也要了一份。當服務員把金光燦燦的銅鍋端過來，揭開蓋子時，撲面而來的是熱氣騰騰的肉香。那一年，廣州供應已經很緊張，我久已不知肉味，也就不客氣了，狼吞虎咽地把一鍋土豆燒牛肉塞進肚里。我吃飽了。一看，女朋友只吃了半鍋，便放下了刀叉。當時，還沒有“打包”的習慣，她不再吃，浪費了豈不可惜！世德兄便勸我，把她剩下的牛肉全吃掉。那時年輕，無所謂消化道出什么問題，也就端過來一口氣吃了。這頓飯，我飽得差不多撐破了肚皮，半天彎不了腰。細看世德兄，他只點了一份魚扒，一份冰激凌，慢條斯理地品味。結賬時，我不知他替陳翔鶴先生花費了多少？但肯定不會便宜。

幾十年過去了，這一頓飯，也許世德兄早已忘懷，但當時的每個細節，我一直記得。雖然，那時我還不至于淪為餓殍，但這“一飯之恩”，卻讓我明白陳先生了解廣州食品供應的狀況，明白他吩咐“要吃得好一些”的含義，更感激他從心底里流露出的對后輩無微不至的愛護。我也想，得到陳先生厚待的年輕人肯定不少，我肯定不是唯一一個。到現在，我還學著陳翔鶴先生做人做事的態度。每當和那些還沒有收入的學生吃飯時，一定首先說明由我“埋單”，也會讓學生們點菜，說大家只管點，“喜歡吃什么都可以，貴一些不要緊”。

三

在擔任通訊員的幾年里，我陸續收到了編輯部寄贈的幾套書，一套是《聊齋志異匯評匯注本》，一套是《敦煌變文錄》。到1962年，還收到一套由范文瀾先生編注的《文心雕龍注》。在這套書中，附有編輯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寫道：“通訊員同志：你們替編輯部做了很多工作，很感動，今后還望你們多加支持。現在編輯部買到了一批《文心雕龍注》，這本書想來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買，所以每位贈送一部，作為學習上一點微小的酬勞。”在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筆添上的兩句話：“此書得來不易，望好好學習。”一看字跡，認得是陳翔鶴先生的手筆，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動。我明白，陳先生和《文學遺產》編輯部，正是以聯系通訊員的方式，來培養各個高等院校年輕的學者。

在1961年歲末，我讀到了陳先生在《人民文學》發表的短篇小說《陶淵明寫挽歌》，知道他對陶淵明有很深的研究；知道了為什么在五十年代中期，在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環境中，《文學遺產》啟動討論陶淵明問題的意義；知道了通過解剖這一只具有典型性的“麻雀”，可以辯證地歷史地理解古代作家思想復雜性的問題。當年，我那稚嫩的論文能夠發表，正好碰上了這機遇，而它又影響了我以后的學習和工作，影響了我的一生。

后來，我聽說陳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嚴酷批判，含冤逝世。翹首北望，不禁泫然。我把《文學遺產》寄贈的三套書，排在一起，放在書架里當眼的位置，得以時常望見，紀念陳翔鶴先生對我的培養。

學人的成長，固然要靠學校、老師的培養和自己的努力，同時，離不開出版部門編輯同志的栽培。像陳翔鶴先生等老一輩的編輯，夜以繼日地工作，無私地耗費心血，他為了什么？無非是為國育材，發展文化事業！我雖然只見過陳先生一面，但他的栽培和教育，卻影響了我的一生。今年，是陳翔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寫下這篇短文，不僅是一己的感恩知遇，更是期望有更多的人，繼承和發揚陳翔鶴先生等老一輩做人做事的傳統，為祖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無私奉獻。

（作者：黃天驥，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