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編者按

曾經，托爾斯泰毫不留情地貶斥說：“莎士比亞的戲劇，是抄襲的、表面的、人為零碎拼湊的、乘興杜撰出來的。”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大學才子派”劇作家羅伯特·格林，也曾含沙射影地指責莎士比亞剽竊別人的故事，將他比作一個“暴發戶烏鴉”，意指借別人的羽毛裝點自己。幾百年前的事實果真如此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先生新近出版了《莎劇的黑歷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一書，為讀者梳理了莎劇的素材源流，我們或許可以從書中覓得真相。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先生著《莎劇的黑歷史——莎士比亞戲劇的“原型故事”之旅》（以下簡稱《莎劇的黑歷史》），2019年4月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該書以生動平實的語言解密莎翁的創作密碼，將學術性與人文性、史實性與文學性結合在一起，不但為中國莎學研究補充了可靠的參考資料，而且為普通讀者走進莎劇迷宮提供了絕佳向導。

“借來的羽毛”

《莎劇的黑歷史》書名中所說的“黑歷史”，指的是莎士比亞幾乎全部劇作都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原創。這一點曾引起托爾斯泰毫不留情的貶斥：“莎士比亞的戲劇，是抄襲的、表面的、人為零碎拼湊的、乘興杜撰出來的，與藝術和詩歌毫無共同之處。”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大學才子派”劇作家羅伯特·格林，也曾含沙射影地指責莎士比亞剽竊別人的故事，將其比作一個“暴發戶烏鴉”，借別人的羽毛裝點自己。

其實，對于“原創性”的強調，是浪漫主義以降才逐漸興起的詩學主張。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乃至文藝復興時期，創作一直是與對傳統之因襲、模仿、借鑒密不可分的概念。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等人都擅長將現成的故事加工成新的文學形式。這種挪用、改編而不注明來源的做法，在現代意義上可能被視為抄襲，但在當時卻是一種“古老而光榮的傳統”。莎士比亞像他的同時代人一樣，并沒有后來浪漫主義時代的詩人那種“原創情結”，而只是力圖用一種新鮮而有意義的方式來重新演繹舊智慧。

莎士比亞會從古老的戲劇中獲得靈感，也善于從新興的歐洲文化中汲取養分；他能借鑒同時代的通俗故事，也會利用相當遙遠的歷史傳奇。研究莎劇，需要對莎士比亞借用的原始材料有所了解。在西方的莎士比亞研究中，尋找并追蹤莎劇來源一直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早在17世紀，杰拉德·朗貝恩在《英國戲劇詩人記述》（1691）一書中，曾簡要地回顧了莎士比亞可能用過的戲劇素材來源。18—19世紀，關于莎劇取材來源的研究更為深入，值得注意的有法梅爾的《論莎士比亞的學識》（1767）、林納克斯的《釋莎士比亞》（1753—1754），以及布洛根據前人材料匯編而成的八卷本《莎士比亞的敘事和戲劇來源》。20世紀以來，莎士比亞戲劇來源的史料補正和考據方法有更進一步的發展。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稱，有研究者用查重軟件分析莎劇詞匯句式，發現了莎士比亞可能借鑒過的新文獻。隨著莎劇來源資料的增多，也難免出現研究問題細碎、推證過程煩瑣等弊病。此類文獻雖可供莎學專家查驗，但對普通讀者來說，則是一個過于擁擠繁雜的文本迷宮，在里面很容易暈頭轉向無所適從，反倒找不到進入莎劇世界的門路。

傅光明《莎劇的黑歷史》一書，詳細梳理了《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皆大歡喜》《第十二夜》《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這九部莎士比亞戲劇的故事原型，史料翔實，佚史逸聞，慎持得當，闡述與分析中不乏新見與妙解，是中國學者首次較為系統地探討莎士比亞戲劇創作資源的嘗試。而該書選取的劇作，除了最負盛名的四大悲劇和四大喜劇之外，還有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加之作者的史實辨酌以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文筆全無贅冗，令閱讀過程意趣盎然，不啻為中國讀者度身定制的莎劇入門指南。

以《仲夏夜之夢》為例，該劇充滿神怪奇幻的色彩，援引希臘羅馬神話和源自各地的傳說，讓人類、精靈與小丑的世界相遇，交織出輕盈的夢境。在莎翁筆下，可以隱約看出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提修斯傳”、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騎士的故事”和“商人的故事”、奧維德的《變形記》、斯賓塞的長詩《仙后》、阿普列烏斯的《變形記》及其英譯本《金驢記》等作品的影響。面對這一復雜的文本網絡，傅光明拈出三個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索：提修斯與希波麗塔的婚禮，以及兩對雅典戀人的故事；仙界中奧伯龍與泰坦妮亞破鏡重圓，以及搗蛋鬼小精靈帕克陰差陽錯捉弄人的故事；六個丑角工匠排演搞笑插劇，為提修斯婚禮助興的故事。作者還分別為讀者細細解釋每一線索背后的故事原型和人物典故，條理清晰，周密圓合，讓讀者體驗“曲徑通幽”之樂而無迷路之憂。尤其難得的是，傅光明對《仲夏夜之夢》中丑角形象的溯源，從民間傳說和演劇傳統兩個維度展開，不但幫助讀者將莎劇放入文學文本的歷史脈絡中欣賞，也使他們借此神游想象的舞臺，理解莎翁在劇場中恒久的生命力。

點石成金的編創藝術

莎士比亞當然不是一個只會借用現成故事的作者。他之所以選擇從廣博的傳統故事儲備中擇取合適的材料，并非出于自己怠惰，恰是遵循了那個時代最為普遍的創作傳統。愛默生曾指出，伊麗莎白時代繁榮的戲劇是上千人懷著同一種沖動的勞作，而那些古史與傳說則是與劇作家們血肉相連的傳統。群體有創作，個體才有創新，莎士比亞作為那一時代天才的代表者，是受傳統賜益最多的人，他理直氣壯地向歷史借貸，在他的筆下干枯的人物奇跡般豐潤飽滿起來，陳舊的故事也變得生機勃勃。

傅光明在《莎劇的黑歷史》一書中，將莎士比亞看作一個“曠古罕見的編劇天才”，不但善于順手擒“借”，且會由“借”而編出“原創劇”的天才。《莎劇的黑歷史》一書，一方面厘清了莎士比亞所“借”之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分析了莎翁點石成金的“編創”之才。前者需要史料梳理的耐心和細心，后者則挑戰評論家的眼光與洞見。顯而易見，本書作者兩者兼擅。

以本書第八章對《李爾王》的分析為例。《李爾王》的故事沿革，夸張一點說，幾乎就是一部藝術史。關于李爾的故事，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1135年成書的《不列顛諸王史》，而此前已經有類似的民間故事廣泛流傳。《莎劇的黑歷史》一書指出：“在莎士比亞寫《李爾王》之前，有不下50位詩人、作家、學者、史學家，寫過李爾這位古不列顛國王的傳奇故事。但所有那些故事，都被莎劇《李爾王》熠熠閃爍的藝術靈光遮蔽了，從此幾乎再無人問津，仿佛莎劇《李爾王》本來就是莎士比亞奇思妙想的原創。”

《李爾王》也許并不是莎士比亞最完美的作品，但無疑是他所有作品中悲劇性最強的。李爾王的故事，曾以童話、傳奇、道德劇等不同方式流傳，大多都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只有到了莎士比亞這里，它才被點化為戲劇藝術中最完美的形式：悲劇。傅光明敏銳地把握住了這一點，考證了莎劇《李爾王》悲劇靈感的源頭，從《仙后》中考狄利婭之死，與《阿卡狄亞》中巴普哥尼亞國王父子的故事里，發現了莎士比亞立意書寫悲劇的構思緣起。在此基礎上，傅光明點明《李爾王》中完全由莎士比亞創作的兩個角色：弄臣和埃德加喬裝的瘋乞丐。這兩個堪稱神來之筆的原創形象，勾連著一系列情節，推動全劇達到悲劇的最高峰：李爾的瘋癲與受難。走筆至此，《李爾王》中所展示的“編創”藝術已清晰明了，躍然紙上。傅光明并不就此打住，筆鋒陡轉引入托爾斯泰與奧威爾對新舊“李爾”孰優孰劣的爭論，簡明扼要地列出雙方觀點和背后隱藏的原因。讀者在領略了《李爾王》的故事原型、悲劇靈感、原創角色及名家評論之后，傅光明才亮出可以讓我們走進李爾內心世界之密匙，那便是《圣經》這一全方位滋養莎劇的巨大活泉。在“約伯的天平”上，李爾的苦難得到了最動人心魄的稱量，比起約伯式指向神性的圓滿，李爾起伏跌宕的命運是屬于人的。莎翁筆下的李爾王因怒而狂，在多佛的荒野走向不忍卒睹的瘋癲，而他作為一個人的倔強意志，恰是悲劇發生的原因。這一點，勾起讀者巨大的恐懼與憐憫，也使世代流傳的李爾王的故事在莎士比亞鬼斧神工的匠心下，化成一部不朽的人性、人情之大悲劇。

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恐怕還沒有哪一位作家像莎士比亞那樣，長久而廣泛地受到世人矚目。莎士比亞的好友、同時代劇作家本·瓊生稱他為“時代的靈魂”，德國著名抒情詩人海涅將他比作“英格蘭精神上的太陽”，馬克思稱他為“人類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之一”。法國大文豪雨果曾贊美莎士比亞的戲劇是“文化的熔爐，人類默契的交匯點”，認為他的作品提供了“高貴的養料”，其光輝永遠照耀著人們的心靈。長期以來，對莎士比亞劇作的極高評價，使之已然成為高雅文化、純文學的代表。面對博大精深的莎翁戲劇，許多讀者總會有肅然起敬之感，讀之卻屢屢廢卷而興高山仰止之嘆。

值得一提的是，傅光明正默默埋首于莎士比亞全集之新譯。本書字里行間深藏著一個譯者為翻譯莎翁戲劇所付出的心力與堅忍。在莎學研究之外，本書最緊要的苦心，便是希望讀者能看到莎士比亞這座世界文學的巔峰背后，原來有如此氣象萬千的峰巒起伏。讀者開卷之后，定會洞見作者的用心，樂而忘倦，且思且行，將“原型故事”之旅延續為“莎翁劇作”深度游，從莎劇的“黑歷史”真正進入豐富博大的莎翁世界。

（作者：王岫廬，系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