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道》篇中的一個寓言非常具有啟發(fā)性。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土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jīng)，云行而雨施矣。”

　　舜肯定堯的美政，但又聲稱“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從而將有限之美引向無限，以無限為參照系不斷超越各種具體之美的局限性。這種思路，在《莊子》和《紅樓夢》中都有所體現(xiàn)。

　　勿依恃有限的美

　　《逍遙游》中，有著這樣的序列：從“知效一官，行比一鄉(xiāng)”到“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再到“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nèi)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再到“御風(fēng)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直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序列中的每一種都有其美好之處，但《莊子》強調(diào)不要滯留于任何一種有限的美，不要依恃任何一種有限的美。

　　對于有限的美，《莊子》的態(tài)度是“無待”。所謂“無待”，與其說是“無憑借”，不如說是“不依賴”。“無憑借”是不可能的，就連文中達到“無待”境界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其實也要憑借“天地之正”“六氣之辯”。

　　文中強調(diào)的是，“正”“辯”都不是固定的，都在“化”；彼時的“正”“辯”，此時已不再是“正”“辯”了，不要再依賴彼時的“正”“辯”，這樣才能實現(xiàn)自由自在的逍遙游。

　　《莊子》中描述“游”的境界時常常用“乘”與“御”來表示“游”的方式，包括“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yǎng)中，至矣”“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xiāng)，以處壙垠之野”“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等等。

　　“乘”與“御”能夠很好地表明“內(nèi)”“外”之間的關(guān)系：“內(nèi)”一直沒有動，其實就是“無為”；“外”則隨著道的運行一直處在變動之中，也就是“無不為”。“內(nèi)”既然沒動就可以說是“內(nèi)不化”，“外”既然隨道變動則可以說是“外化”，這正是《知北游》中所主張的“外化而內(nèi)不化”。

　　得道之人在隨道變化時有憑借，卻不對一時的憑借產(chǎn)生依賴，這就是《莊子》強調(diào)“禮義法度者，應(yīng)時而變者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而對儒家的仁義禮樂主張不以為然的原因所在。可以說，在《莊子》看來，儒家對作為先王一時之憑借的仁義禮樂太過依賴，結(jié)果就難以循道而應(yīng)物不窮。

　　“游”的方式是“乘”“御”，“游”的對象則是無限，如“四海之外”“六極之外”“塵垢之外”“方外”“無何有之鄉(xiāng)”“壙垠”“無窮”“物之所不得遁”“無所終窮”“天地之一氣”“逍遙之虛”“萬物之所終始”“萬物之祖”“物之初”“大莫之國”。《莊子》認(rèn)同這樣一種觀念：曾經(jīng)的美好固然令人留戀，但不要對任何具體之美產(chǎn)生依賴，對具體之美的依賴會因時過境遷而陷入局限、不能自拔。而且，這種局限不僅使舊的具體之美不復(fù)存在，還會使新的具體之美無法生成。

　　對于具體之美，更重要的是“乘”著生生不息的大道進行永無止境的創(chuàng)造。用現(xiàn)代美學(xué)術(shù)語來說就是，審美主體要認(rèn)識到各種美的具體有限性，通過不斷克服有限性使審美能夠無限生成，而不是停滯不前。

　　“合內(nèi)外之道”

　　由此，我們可以在《莊子》中看到具體、有限的美總要被引向無限：“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謷也乎大哉，獨成其天”“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

　　無論是河伯的“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井蛙的“擅一壑之水，而跨埳井之樂”，還是堯的美政甚至是神仙“泠然善也”的享受，《莊子》都要將“美”引向“大”。此處所謂大，在《莊子》中不是指具體、有形的大，而是指“其大無外”的無形與無限之大。《莊子》中的“無何有之鄉(xiāng)”“無有”“無”，都不是指一無所有，而是突出無限的無形特點。

　　有人可能會問：《莊子》中為什么會說“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呢？難道是在否定“仁恩”“動不為利”“辭讓”“食乎力”“行殊乎俗”“為在從眾”，而肯定“害人”“為利”“爭”“借人”“辟異”“佞諂”？

　　實際上，這是在強調(diào)“仁恩”“動不為利”“辭讓”“食乎力”“行殊乎俗”“為在從眾”都是“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多”與“賤”這樣的主觀取舍會對舊有的具體之“美”產(chǎn)生依賴而不能促使“美”的繼續(xù)生成。《莊子》之所以強調(diào)“無名”“無功”“無己”和“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之所以反對“飾知以矜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非其所不善”和“是其所是”，都是源于克服舊美之局限性、不斷創(chuàng)造新美的核心主張。

　　總之，《莊子》強調(diào)“合內(nèi)外之道”，把內(nèi)圣（立德明道）與外王（應(yīng)物而不窮）結(jié)合起來，把“治其內(nèi)”與“治其外”、“養(yǎng)其內(nèi)”與“養(yǎng)其外”結(jié)合起來。可以說，通過“合內(nèi)外之道”，《莊子》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最大程度實現(xiàn)自由的問題：

　　一方面，把循道而行內(nèi)化為人的主觀目的、把道的客觀規(guī)律內(nèi)化為人的主觀標(biāo)準(zhǔn)。一言以蔽之，對外在于人的“必然”，人最大的自由是安于必然，不受負(fù)面情緒的支配。

　　另一方面，人在主觀上要不把具體之美的局限性視為“必然”而受其支配，要主動超越具體之美的局限性，促成美的無限生成。可以說，通過“合內(nèi)外之道”，《莊子》很好地解決了主觀與客觀、自由與必然的矛盾。

　　少些執(zhí)念與依賴

　　《紅樓夢》中，最看重的價值也是自由。

　　如果不是自由的象征，寶玉厭棄八股時文，在女兒國中“廝混”，在大觀園中游逛，“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以及“無事忙”“不中用”“閑消日月”……這些就都可以說是紈绔子弟典型的“荒于嬉”生活；如果不是對自由的看重，寶姐姐就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完美淑女，而不是有著“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真真有負(fù)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之憾的立體人物了；如果不是對自由的強調(diào)，湘云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魏晉風(fēng)度也會大大消減“是真名士自風(fēng)流”的魅力……

　　不過，《紅樓夢》中沒有一個單獨的人物形象能夠承載“合內(nèi)外之道”的高妙境界。這種境界是在整體象征世界中體現(xiàn)出來的。

　　《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命名即使不是有意為之，也很有可能是對道家“美則美矣，而未大也”之大觀視域深切體會的一種無意流露；“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貫穿全書始終，可理解為以時空之無限突破拘于虛、篤于時的遮蔽；甄士隱、寶黛等人對功名富貴的疏離，可視為對束于教、囿于物、拘于俗的超越。

　　《葬花詞》當(dāng)然不能深刻體現(xiàn)哲人之思，卻以詩性智慧描述了一種極為大觀的視域：詩中的花不是園林之花，甚至不是大自然中的花，而是向無限飄飛的花——“花謝花飛花滿天”“隨花飛到天盡頭”；寶玉聽聞《葬花詞》后有了深刻的生命體驗，也是因為這篇作品引發(fā)了寶玉“逃大造、出塵網(wǎng)”的大觀視域。

　　《紅樓夢》的整體敘事視域也表現(xiàn)出大觀的特點：《紅樓夢》寫寶黛愛情，寫四大家族的“興衰際遇”，寫“十八世紀(jì)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些包羅萬象的描寫還只是《莊子》所說的“人間世”，并不能體現(xiàn)出“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視域。

　　《紅樓夢》藝術(shù)世界的時空建構(gòu)耐人尋味。雖說主體部分仍是描述特定時期、特定空間中的故事，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jì)哉”的說法便頗有達變中知常的意味。開頭女媧煉石的神話傳說與“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將特定時期放置在“古往”與“今后”之中，向前通向無限，向后也通向無限。

　　另外，賈府、官府、朝廷、市井、宅院、莊園、鄉(xiāng)村、廟觀等特定空間被放置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之中，由封閉空間變成向無限敞開的空間。小說結(jié)尾寫寶玉拜別賈政，將這種向無限敞開的空間意識寫得極有詩意：“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背景中，一襲“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漸行漸遠(yuǎn)，走向遠(yuǎn)方，走向無限。走向無限的還有“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鴻蒙太空。誰與我游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的悟道之歌，在人影不睹時似乎還在耳邊縈繞，真是回味無窮……

　　這樣富有象征意味的時空建構(gòu)使得《紅樓夢》具有其他古典小說難以企及的大觀視域，從而讓讀者體認(rèn)到具體、有限之美“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從而不對具體、有限之美產(chǎn)生依賴感，而是得以喚醒人的超越精神，促成美的無限生成。

　　如果說《三國演義》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特定歷史時期英雄人物的具體之美，《水滸傳》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江湖世界英雄人物的具體之美，《金瓶梅》通過“極寫人情世態(tài)之歧”呼喚人性之美，《儒林外史》通過“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寄托人格之美，它們都對具體之美表現(xiàn)出依戀與執(zhí)著，那《紅樓夢》雖然也對具體之美表現(xiàn)出由衷的欣賞之情，卻少了執(zhí)念與依賴。

　　在“無限”的參照之下，曾經(jīng)的具體之美如夢似幻，不可永久依恃。人的心靈被凈化，妄念被消除，不會陷入具體之美的局限性中不能自拔。在“無立足境”的情況下，也就不會駐足不前，而是隨道運化，不斷創(chuàng)造新美。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