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我國企業受到的影響如何，是否能夠從容應對，又需要哪些政策支持？自2018年5月聯合啟動“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調研”以來，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始終關注這一議題。近日，在相關部門協助下，調研組對江蘇多個市縣40多家受中美經貿摩擦不同程度影響的企業展開調研。調研對象既包括大中型上市公司，也包括中小企業；既有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也有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調研顯示：中美經貿摩擦對我國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各類企業都在積極應對、化解危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期待獲得進一步的政策支持，找到更加有效的應對措施。

　　中美經貿摩擦對企業的影響取決于多重因素

　　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企業的影響不容小覷：不僅對直接出口美國市場的企業有影響，還對與此相關的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有一定影響。總體上看，影響因素取決于以下四種情況：

　　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果美國只是企業的部分市場，企業可通過其他市場實現盈利，或繼續開拓美國之外的市場來對沖美國征稅影響；而市場主要在美國的部分企業，則面臨市場轉型的問題。比如，某臺資企業生產空氣凈化器，99%的產品用于出口，對美出口占比75%以上，受征稅措施影響，訂單下滑嚴重。面對形勢變化，該企業認為國內是潛在的最大銷售市場，希望政府介紹國內具備信用的品牌伙伴合作，幫助企業實現從外銷到內銷的轉型。

　　出口企業的可替代性。如果企業的市場可替代性弱，那么受到的影響就相對較少，這類企業往往屬于細分行業的龍頭。蘇州某企業表示，其生產的特殊車輛控制系統行業狹窄且產品市場地位高，企業已經申請了產品排除，對產品很有信心，市場不會對價格敏感。江蘇某甜味劑公司的主要產品是阿巴斯甜，出口量占全國總量60%以上，美國是第一大市場。雖然美國已經開始對中國生產的阿巴斯甜征收10%的關稅，并可能提高到25%，但是在阿巴斯甜這個細分行業中，世界上只有7家主要的生產企業，其中5家在中國，其余兩家中，法國企業即將關停，日本企業產品價格偏高。因此，預計美國公司仍將采購中國產品。

　　對同質化產品，則影響較大。在某個家用吸塵器行業的產業集聚區，調研組了解到，與大家電行業相比，吸塵器這樣的小家電由于體積小、損壞率低等原因，其主要產能在中國，受經貿摩擦影響明顯。企業普遍表示吸塵器出口企業競爭激烈，并且相對同質化。多數企業表示，如果加征25%的關稅，將導致訂單流失。

　　國內客戶影響的傳導。對內銷型企業或產品內銷的部分，雖然產品不直接出口，但經貿摩擦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通過傳導到國內下游客戶而間接體現出來。蘇南某規模較大的半導體封裝企業，除了60%是美國客戶而受到影響之外，同時也受到國內客戶的間接影響。由于國內客戶企業受到經貿摩擦影響較大，國內整機廠對其元器件采購量下降了20%~30%，導致部分產能閑置。

　　美國進口因素對企業的影響。從進口看，一方面是提升部分進口企業進口成本，某糧油公司反映，出于經濟以及其他方面考慮，中國的大豆進口絕大部分將會轉向巴西和阿根廷為主的非美國家，需要保證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大豆出口升貼水和美國報價之間維持一定的價差。另一方面，為了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全面發展，美國對設備和供應鏈出口的限制，將使相關生產受到較大影響。

　　中國企業正在積極化解中美經貿摩擦的不利影響

　　面對中美經貿摩擦及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封鎖，作為對競爭感知最敏銳的市場主體，中國制造業企業正在積極進行戰略調整，通過多重途徑減弱經貿摩擦的負面影響。

　　通過向中西部地區外包來降低成本。對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來說，制造環節的人工成本是其成本的主要部分，企業可采取向國內低工資地區外包的模式降低人工成本。位于蘇州的某服裝企業銷售收入1億美元左右，產品全部出口，其中對美國出口占40%左右，但對成衣這樣的傳統行業來說，毛利率很低，凈利潤率大約在2%左右。企業為了抵消成本上升，在獲得外商訂單后，只有20%的工序在蘇州本地完成，80%的部分發往中西部地區完成，目前在蘇州工廠的工人大約700多人，比2015年減少了接近一半。

　　與外商談判化解關稅成本壓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內出口企業一般是與外方客戶發生銷售關系，并不直接針對消費者。出口企業與美國客戶之間的議價能力，關系到加征關稅成本會在多大程度上被吸收。美國將10%的關稅提高到25%，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化解難度，需要通過多個路徑加以化解。一些出口企業表示，已與部分客戶達成協議，國家出口退稅政策進一步降低了企業負擔，加征關稅總體對企業影響不大。此外，部分進入壁壘較強的行業，也有利于企業化解關稅成本壓力。

　　通過海外布局減少關稅影響。通過在海外建設工廠，既可以利用優勢資源，如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又可以采取迂回戰略直接面對美國市場、減少關稅成本。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近年來不少企業都借助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機遇，對開拓市場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埃塞俄比亞德雷達瓦工業園是以紡織服裝為特色的工業園，聚集了多家中資紡織企業；企業正在通過國外生產基地調整產品和產能結構，利用自有資金和并購貸款收購土耳其工廠，為直接面對歐洲客戶打下堅實基礎。近期出于中美經貿摩擦對北美市場影響的考慮，采用租用廠房的方式建設位于墨西哥的工廠，通過部分工序在墨西哥生產的方式突破美國征收關稅的限制。

　　通過產品結構調整減少關稅影響。當企業存在系列產品時，可選擇對提征關稅不敏感的產品集中發力，通過擴大這類產品的銷售來調整產品戰略。蘇州某電子企業產品涉及網絡設備、機站通訊、民用消費、工業控制、安防視頻等多個領域，2018年企業研發的新產品電子煙小批試單生產，今年開始量產出口，導致出口同比猛增，由于新產品市場反響良好，總體出口未受明顯影響。

　　通過國際化市場調整減少關稅影響。對于國際化程度較高、在海外有多個生產基地的公司來說，通過市場調整，有效降低了關稅的不利影響。比如，某印刷電路板的全球性企業，目前正在考慮將昆山公司產品從銷往美國改為歐洲，印度尼西亞工廠的產品由銷往歐洲改為銷往美國。這樣雖然增加了物流成本，但相對于關稅成本來說還是降低了。

　　當前企業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的有利因素和存在風險

　　通過調研分析，當前企業在應對中美經貿摩擦中的相對有利因素包括：

　　國際產業分工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從中國制造業所處的位置來看，出口型企業主要處于中端水平，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高端環節錯位競爭。中美之間的貿易格局是由國際產業分工決定的，對中國加征關稅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既有的產業分工，這種分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持續存在。

　　供應鏈的優勢。美國加征關稅雖然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成本，但是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產業供應鏈，相對于東南亞等地區來說仍然具有顯著優勢。某服裝企業介紹，雖然成本上升較快，企業仍堅持一直在蘇州本地開設部分工廠，看中的就是長三角地區能夠快速反應的配套能力。紡織服裝行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較快，但對于頂級品牌代工，江浙地區的技術、工藝、供應等配套仍然具有優勢。據一家生產紡織纖維的民營上市公司介紹，近年來調整產品結構，開發汽車用纖維、窗簾用纖維等，其下游廠商受到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較大，企業成本上升也較快，但由于上下游的煉化、印染等環節的供應配套優勢，行業在江浙地區集聚沒有根本變化。這說明即使在化纖、服裝等傳統行業，由于完善便捷的供應鏈，我們在中高端產品上相對于東南亞等國家仍具有優勢。

　　進入智能化的關鍵階段。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企業已經進入“機器換人”的智能化發展關鍵階段，通過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可以有效提高生產安全，降低勞動力成本。調研組從一家化纖企業了解到，企業從意大利智能加工系統研發了化纖行業的首套生產智能物流系統，部分車間用工量減少了三分之一，故障率也大幅降低。智能化改造不僅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而提升綜合經濟效益。

　　當前，我國企業應對中美經貿摩擦仍面臨較大風險，主要包括：

　　訂單轉移的風險。增加關稅成本之后，客觀上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成本優勢受到較大影響，因成本變動而出現的產業轉移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另一種是過去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向我國東部地區轉移的產業，現在有回流的趨勢。此外，雖然目前訂單沒有轉移的動機，但是“兩頭在外”的國際代工模式使得外移的潛在風險較大。

　　國內因素成本上升加快。在經貿摩擦背景下，企業對環保、社保、融資等成本的增加更加敏感，尤其是部分民營企業。就融資成本來說，集成電路、顯示面板等行業都屬于資本密集和資產密集型企業，由于國內發展階段和金融體系多方面原因，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同類企業的年融資成本只有1%—2%，而國內企業融資成本卻達5%—6%。企業普遍認為在執行上可以更多考慮企業的不同情況，采取針對性措施。

　　政策執行的協調成本較高。企業表示，部分涉及環保和安全的政策存在不協調之處，不便于執行。例如，一些環保標準高于國外發達國家的同類標準，按照國內現有技術水平難以達到；再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嚴格按照環保要求收集了固體廢棄物，但市場上固體廢棄物處理企業的能力跟不上，企業只能長期保存，導致成本增加。

　　提升營商環境、降低出口企業綜合成本的對策建議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要切實辦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面對當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必須進一步提升營商環境，努力降低企業負擔和成本，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因素。事實上，加征關稅本質上是增加企業成本，要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環境，切實降低企業各項成本。

　　在政策執行層面有效落實更大力度的減稅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我們推出了多項力度很大的減稅措施，政策的正面效應正在顯現。但稅收除了與政策相關，還與征收力度有關。調研中企業反映，部分地區稅務征管力度仍在加強，有的會找出企業歷史上稅收繳納過程中的瑕疵要求補上。

　　增加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針對性、差異化、現實性。“一刀切”的做法減少了政策制定的難度，卻在政策執行時大大增加了社會成本。要努力把政策細化，提高政策精準度。關于出口退稅問題，有企業表示，其生產的特鋼屬于鋼鐵產品，享受不了出口退稅，但事實上特鋼不同于普通鋼鐵，企業生產的是德國、日本、美國等世界上少數企業可以穩定生產的品種。

　　提高政策可執行度，增強政策的穩定預期。在生產安全和環保等方面，建議對照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制定并執行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標準。同時，除了要求企業達到標準之外，還要積極為企業考慮達到標準的路徑和辦法，為企業做好咨詢和服務。

　　大力加強公共產品供給。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應當制定競爭中性的產業政策。為企業加大公共產品的供給，是降低企業成本的有效做法。有企業表示，部分產品的測試平臺建設投入高昂，但使用頻率并不高，建議政府建設公共平臺，或者由政府部門牽頭企業成立檢測平臺。有企業建議政府在廢水和固體廢棄物方面配給土地等資源，引導成立專業的處理公司，進行合理布局、合理定價，為企業提供更為周到的服務。

　　 （作者：劉志彪 陳柳，分別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本文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聯合調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