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精神氣質往往取決于生命的早期，文明的特性也往往取決于文明的初期階段，古代西亞文明概莫能外。古代西亞文明發源于三大洲十字路口和古代世界體系的樞紐地帶，即小亞細亞、兩河流域、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島地區。由于民族遷徙流動頻繁，使得古代西亞文明呈現出形態多樣的特征。在西亞兩河流域地區除了最早出現的以烏爾城為核心的蘇美爾文明，還依時間軸次第出現了阿卡德文明、巴比倫文明、亞述文明、新巴比倫文明，這些文明形態基本上都是沿著兩河流域自南向北傳播至巴比倫和亞述地區，并影響到北非的埃及。同時在兩河流域外，還出現了包括埃蘭文明、波斯文明在內的伊朗文明，猶太文明以及伊斯蘭文明等文明形態，可以說，沒有哪個地區的文明形態之多變能夠與古代西亞文明相媲美。此外，古代西亞文明還具有與區域外文明交融密切的特點。埃及文明早期階梯式的金字塔就對蘇美爾的建筑進行了有意識的借鑒，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蘇美爾楔形文字的書寫方式。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臘羅馬文明，從巴比倫、腓尼基、波斯、猶太等文明中汲取營養成分，巴比倫的法典、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波斯的行省制度等文明元素均為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成長提供了營養成分。基督教更是源于西亞，而后發展壯大于歐洲，并成為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學術界特別是西方學術界對古代西亞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關注較多，相形之下，國際學術界對古代西亞文明與亞洲其他文明，例如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中亞文明等的交流互鑒的認識和研究則相對薄弱。事實上，主要通過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古代西亞文明與亞洲其他文明之間也存在著大量的物質、技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這不僅促進了亞洲文明的繁榮和發展，也對人類文明的成長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物質交流層面來看，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與西亞的物資、技術和文化交流。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與古代波斯已有間接交往。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后，中國與波斯首次建立直接聯系。此后，波斯的對外交往重心逐漸轉往東方，成為溝通東西方的貿易樞紐。在波斯人的引薦下，波斯和西亞其他地區的特產如葡萄、石榴、扁桃、茴香、黃瓜、胡蘿卜等約50種植物經由中亞傳入中國，促進了古代西亞、中亞和中華文明之間的物質交流。中國的陶瓷、藥劑、服飾、衣櫥等也沿著絲綢之路傳入波斯，甚至遠至歐洲。印度文明與西亞文明的交流則始于兩河流域文明時期，在兩河流域出土的文獻中出現過印度牛的形象。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印度后，印度與西亞地區的物質交流也不斷增加。

　　從技術交流層面來看，中國的科技文化成果隨絲綢之路傳入波斯和西亞其他地區。其中重要的有縫紉技術、養蠶繅絲技術、造紙技術、地下水渠灌溉技術（坎兒井）、鑄鐵術等。中國的鑄鐵柔化技術被伊朗吸納，改進了伊朗鐵兵器的質量。在安息王朝時期，伊朗馬爾吉安娜的木鹿城（Marv，后易名為安條克城）既是當年絲綢之路上的戰略重鎮，又是中國鋼材對外貿易中心，著名的大馬士革鋼制作技術據說就經由木鹿受到中國制鋼技術的影響。中國的造紙術通過伊朗傳入西亞阿拉伯地區，再經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等世界各地。在我國西北新疆一帶發展起來的地下水渠灌溉技術經由中亞傳播到波斯和敘利亞，使這些地區的沙漠邊緣地帶得到開發。如黎巴嫩的貝卡谷地，就引黎巴嫩雪山之水，以地下渠道方式組成灌溉網，使其變成了沙漠綠洲，發展至今已有1600余年之久。與此同時，波斯工藝品、拱頂建筑技術、波斯馬球、波斯醫藥、音樂、舞蹈、樂器、雜技、繪畫、雕塑等逐漸傳入中國。中亞大月氏人將琉璃精品制造技術傳入中國，成為我國古代建筑及現代中式建筑的重要裝飾構件。起源于小亞細亞地區的葡萄酒釀造技術也經由中亞傳入中國。印度與西亞文明發生聯系后，古代燦爛的印度文明如印度數學、醫學、天文學和哲學開始傳播至西亞地區，尤其印度數字經阿拉伯人的傳播，影響整個世界，迄今還被稱為“阿拉伯數字”。關于印度天文學的影響也出現在一些5世紀的古伊朗天文學記載中。在公元8-9世紀西亞地區的科學文化中心——巴格達，就有不少來自印度的學者幫助制作各種印度天文手冊的阿拉伯文譯本。

　　從宗教文化交流層面來看，經伊朗傳入我國的宗教，先后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尤以佛教對我國影響巨大。我國早期佛教并非直接來自印度，而是經安息和中亞其他伊朗語國家傳來。最早來我國傳播佛教的多為伊朗語居民，早期佛教經典用語很多都是直接由伊朗語翻譯而來。在早期來華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曾為伊朗國教的祆教被禁，祆教圣經《阿維斯陀》被毀，一些祆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移居印度，祆教經典《阿維斯陀》的部分內容得以在印度保存下來，因此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阿維斯陀》圣經，是印度的波斯教徒經典。中亞地區作為歷史上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互相碰撞或彼此吸納的地區，成為各種宗教輻射傳播的交匯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西亞文明不僅開放、包容，與亞洲其他文明交流互鑒、融合發展，而且由于其所處的東西方交通樞紐位置，還成為亞洲其他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中介。除了上述提到的印度數字和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中國的煉丹術也是經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促進了歐洲近代化學的產生與發展。同樣，希臘文化也經由西亞文明傳播至東亞地區，如我國兩漢時期藝術造型中有翼神獸和希臘裝飾紋樣的出現，就是漢代中國與西亞帕提亞帝國（我國史書稱之為“安息”）發生交往聯系后受希臘文化影響頗深的帕提亞藝術東漸之結果。帕提亞帝國脫胎于希臘化時期的塞琉古王國，長期受希臘化文化的影響，通過帕提亞的中介作用，希臘文化因素開始越過蔥嶺，東漸入華，對我國漢代文化藝術產生影響。而著名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則更為典型地反映了西亞文明兼收并蓄的特征。犍陀羅佛教藝術是在西亞文明、中亞文明、希臘文明和印度文明相互交融借鑒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新的佛教藝術表現形式，其對中國石窟造型藝術的影響很大，如新疆的熱瓦克佛寺遺址、庫木吐拉石窟、吐峪溝石窟和甘肅敦煌莫高窟中均可見具有鮮明犍陀羅風格的泥塑佛像和菩薩。

　　 （作者：王健 羅愛玲，分別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