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里是否有一兩個中世紀史學家無關緊要，問題在于這對當今的大學來說有什么意義。”

　　2003年4月8日，時任英國教育大臣查爾斯·克拉克在討論國家應該如何向大學投入經費的公開講話中發表了上述觀點。同年5月16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載了這次講話的摘要。英國利茲大學的中世紀史教授伊恩·伍德在2013年出版的《中世紀早期的現代起源》（以下簡稱《起源》）一書中對克拉克的言論進行了回應。在伍德看來，雖然克拉克早已不再是教育大臣，但當今英國政府在人文學科高等教育政策上的表現延續了克拉克任期內對人文學科的輕視態度，他的這番回應并未因距離克拉克的講話時隔日久而失去意義。

　　傳統人文學科地位的衰落是近幾十年來歐美國家的普遍現象，不時有新聞報道英國、德國某些著名高校的古代和中世紀研究教職由于缺乏經費等原因陸續遭到撤銷。在《起源》一書中，伍德將自己專長的中世紀早期（約公元4-8世紀）作為案例，追溯了18世紀以來該領域學術史的發展歷程。他認為，中世紀早期研究源于近代以來人們對各自時代的現實關懷，因此總是與西歐近代歷史上一些最緊迫的時代問題密切相關。現實關懷是中世紀早期研究的源泉，這正是《起源》書名的含義。

　　伍德的學術史始于18世紀法國知識界對羅馬帝國衰亡和法蘭克貴族制度的討論，這是大革命前一場重要的思想論戰。當時的法國貴族布拉維利耶通過對中世紀早期法蘭克社會的研究來維護貴族的特權，他強調法蘭克人的軍事民主制特征，認為早期法蘭克人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地位差別并不大。杜博長老則站在維護王權的立場上反駁了布拉維利耶的觀點，他認為當時法蘭克人中并不存在軍事民主制，而是承襲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社會等級制度。杜博還強調了王權統治的合理性，認為法蘭克國王在高盧的統治是羅馬帝國正式認可的。孟德斯鳩和馬布里等啟蒙思想家也參與了這場論戰。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等著作中關于羅馬帝國晚期制度的討論其實是對當時法國政制的批判。馬布里則認為法蘭克人進入羅馬帝國后放棄了原先崇尚自由的精神，權力集中到了國王和貴族們手中，因此和羅馬人一樣都是高盧人民的壓迫者。這些學者們的觀點為大革命的興起及19世紀法蘭西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歷史論據。伍德在《起源》開篇的案例中便已表明，關于中世紀早期歷史的學術討論并非象牙塔中的考據，而有著充分的現實關懷，能夠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產生各種影響。

　　拿破侖對歐洲的征服促進了西歐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在19世紀的意大利“復興運動”中，意大利的知識分子試圖利用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來表達自己渴望統一的政治訴求。威爾第的歌劇《阿提拉》和曼佐尼的悲劇《阿戴爾奇》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們分別以匈奴王阿提拉和倫巴第王國末代王子為主角，5世紀的匈奴人和8世紀的倫巴第人成了意大利外國統治者的投影。

　　19世紀德意志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兩場關鍵戰爭也和中世紀早期的歷史密切相關。在1864年普丹戰爭爆發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歷史問題就已引起了德國和丹麥學者的爭論。雙方就中世紀早期史詩《貝奧武夫》中描述的日德蘭半島古代民族和語言展開了激烈交鋒。以雅各布·格林為代表的德國學者借助中世紀早期語言的研究為普魯士政府辯護，強調古代日德蘭人的語言中包含更多近代德語的元素，缺少丹麥語的元素。同時，他認為《貝奧武夫》中的情節表明丹麥人是古代日德蘭半島的入侵者，這一結論也為普魯士政府之后的戰爭提供了理論依據。

　　將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作為論據的現象在1870年普法戰爭后同樣存在。在德法兩國學者圍繞阿爾薩斯-洛林歸屬問題展開的爭論中，羅馬史學界的權威、《日耳曼歷史文獻集成》中世紀早期部分的主要校勘者蒙森利用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公開為普魯士辯護。以蒙森為代表的德國學者認為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具有悠久的日耳曼歷史文化傳統，并在此基礎上宣揚日耳曼文化的優越性，認為日耳曼人推翻了衰敗的羅馬文明，是中世紀以降西歐文明的締造者。

　　對此最有力的回應來自法國學者古朗士，他曾在古代希臘羅馬研究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后來投身于中世紀早期的研究，成為索邦大學的第一任中世紀史教授。古朗士在6卷本《法蘭西早期的政治制度》中揭示了日耳曼民族對西歐文明的貢獻并非如德國學者宣揚的那樣重要，日耳曼人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并不是舊世界的顛覆者和新世界的創造者，將歷史上日耳曼蠻族的征服、遷徙和定居作為吞并他國領土的論據，其本身就存在著一種無視此后歷史發展狀況的危險傾向。在伍德看來，古朗士是19世紀中世紀早期研究領域中承前啟后的人物。他的觀點在亨利·皮朗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皮朗在代表作《穆罕默德與查理曼》中認為，日耳曼蠻族并沒有打破由羅馬帝國所統一起來的地中海文明共同體，但伊斯蘭文明的興起打破了這一格局。這促使西歐在加洛林時代發展出了融合古典、日耳曼和基督教這三大文化傳統的中世紀文明。除皮朗外，馬克·布洛赫、斐迪南·洛等20世紀的著名中世紀學者都從古朗士的研究中受到了啟發。這些學者都親身經歷過戰爭，他們自身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與經歷過普法戰爭的古朗士一脈相承。

　　伍德在《起源》中指出，他之所以回應克拉克的一個原因還在于“中世紀早期的歷史經常被人們錯誤地使用，而作為歷史學家不應對此保持沉默”。伍德不贊成將中世紀早期的歷史當作對外擴張的論據，但他也不反對人們在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中尋找先例和經驗，為當今世界多民族多文化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繁榮作出貢獻。例如，1965年歐洲委員會在德國亞琛舉辦的查理大帝展中，查理大帝被視作歷史上首位希望歐洲統一的政治領袖，成為當時歐洲一體化宣傳的象征。1992年由歐洲科學基金會人文社科部設立的“羅馬世界的轉型”研究項目則集結了歐洲各國的學者，致力于通過對中世紀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來展現一個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歐洲共同體。

　　《起源》并不限于論述中世紀早期史在近代歐洲政治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還試圖展現中世紀早期學者現實關懷的多樣性。19世紀的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通過分析羅馬帝國的衰亡和蠻族的作用來反思當時西歐社會貧富差距的問題，出身工人階級的奧古斯丁·梯葉里在有關墨洛溫王朝的研究中強調民眾在歷史上的地位，他們對中世紀早期歷史的解讀直接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愛德華·湯普遜、圣·克魯瓦等羅馬帝國晚期和中世紀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觀點。20世紀初，英國歷史學家巴格納·布里對羅馬帝國晚期的關注不僅源于他對大英帝國命運的思考，也與其對故鄉愛爾蘭的歷史文化情結有關，因為羅馬帝國衰亡后愛爾蘭保留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對中世紀早期的西歐文明有著重要貢獻。20世紀上半葉，克里斯托弗·道森和亨利-伊雷內·馬魯等天主教學者將中世紀早期看作羅馬帝國衰亡和蠻族入侵災難之后基督教文明在歐洲冉冉升起的時代，他們的觀點中也蘊含著對自身所處的戰亂年代的憂慮。布里的愛爾蘭情結、皮朗的史學理論和馬魯的基督教視野都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伍德通過《起源》告訴讀者，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我們今天對中世紀早期歷史的諸多觀點本身就來自近代，這些觀點是歷史環境和個人立場共同作用的產物。只有了解這些觀點的起源，才能更好地反思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認知。而如果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們，則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轍。人們應該如何借鑒中世紀早期的歷史來應對時代的挑戰？歷史學家應該如何引導人們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避免因錯誤地解讀歷史而引發災難？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行動，或許才是中世紀歷史研究的意義，也是中世紀早期歷史學家存在的意義。

　　 （作者：康凱，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