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關系及其演變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對其進行研究是觀察世界歷史全景的重要視角。人類歷經幾千年文明史，城鄉關系相伴始終。城市是人類文明誕生的標志之一，而早期文明的基礎則是鄉村農業。城市與鄉村自始就有天然紐帶，兩者相互依存、有機聯系。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里，城鄉關系雖表現出種種形態，但城市和鄉村間的共生與互動無疑是普遍存在的。近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鄉村發生巨大變革的同時，也攫取了鄉村較多的財富和資源。而城市社會的最終形成，則以徹底改造傳統農業和鄉村，達到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為目標。

隨著近代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史研究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并出版了許多相關論著。相較之下，關于城鄉關系史的專題成果略顯單薄。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國際學術界關于城鄉關系史的研究多偏向于“碎片式”的零散研究和個案研究，宏觀的城鄉關系史考察有待進一步深入。筆者在閱讀中發現，馬克思對城鄉關系有許多精辟論述，這些論述構成了其關于城鄉關系相當完整的理論，為我們研究城鄉關系史提供了科學指南。

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恩格斯有“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產生的城關市民”“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無產階級建立的先進國家將“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差別）逐步消滅”等論述，并指出早在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就有“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主張。在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草稿》中，馬克思從城鄉關系角度對人類社會各階段特征做了高度概括：“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出發的，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具體闡述了中世紀歐洲城市和鄉村的對立關系，認為政治上“到處都是農村榨取城市”，因為封建領主駐地多為農村的莊園；在經濟上，則是“城市通過它的獨占價格，它的課稅制度，它的行會制度，它的直接的商業騙術和它的高利貸剝削著農村”。他還多次論述了歐洲的城鄉互動及其影響。

馬克思指出的古典時代城市鄉村化、中世紀歐洲城鄉對立、亞細亞古代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近現代鄉村城市化等特征，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揭示了世界歷史上城鄉關系的演變規律，可以此為指南構建研究城鄉關系史的基本框架。

古典時代的“城市鄉村化”。馬克思著重論述了希臘羅馬即古典古代的城鄉關系。他強調，古代城市建立在“土地財產和農業”基礎上，認為古代城市實際上是“作為鄉村生活的中心、作為農民的居住地，同樣也作為軍事指揮中心”而存在。在領會馬克思論述內涵的基礎上，我們對古典時代的“城市鄉村化”特征還可作進一步的思考。譬如，雖然古代有城市和鄉村兩種不同的人口聚落，城市是各種資源集中的社區，是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心，但更是在鄉村擁有大量土地者的聚居地。又如，古代城市大多數是消費型城市，對鄉村具有強烈的經濟依賴性。城市生活以鄉村農業社會生活為基調，城市命運也系之于鄉村。

中世紀歐洲的“城鄉對立”。馬克思認為，中世紀歐洲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城市不再是古代城市的翻版，不是“鄉村化”的城市，而是與鄉村對立的城市。我們認識到，一方面城鄉在政治和經濟上對立；另一方面這種對立又是辯證的，即城市與鄉村互為依存，并有主次之分：鄉村和農業是主體，城市工商業則是補充和從屬。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能為鄉村提供各種工商業服務。城鄉的雙向互動在中世紀歐洲較為突出，如鄉村和農業的發展促使中世紀城市廣泛興起，而基于城市工商業的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關系則瓦解著鄉村封建關系，侵蝕鄉村自然經濟。

亞細亞古代“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馬克思所處時代及之前的亞細亞，以古代中東、古代中國、古代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等為主要代表，基本上是“城市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統一于農業社會。由于統治階級主要居住在城市，城市是政治、文化和軍事中心，因此亞細亞城鄉關系的總特點是政治上城市統治農村，經濟上城市剝削農村，不同于中世紀的歐洲。當然，亞細亞各地區的城鄉關系也各有自身的特殊發展道路，各自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的具體形態也大有不同，所以應當在城鄉“無差別的統一”前提下做深入細致的分別考察和研究。

工業化時代的“鄉村城市化”。在馬克思所處時代，英國工業革命已經完成，城市化取得了巨大進展，歐洲大陸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已推進并取得發展。鄉村工業發展推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這是近代早期鄉村對城市發展的首要貢獻。城市化則主要體現為鄉村城市化，這是工業化時代城鄉關系的基本特征。鄉村城市化有多重意蘊，表面上看是鄉村空間和人口的城市化，這是正面的社會效應。從深處講，可指鄉村對城市的依附性，即鄉村“從屬于”“屈服于”城市，鄉村圍繞城市基調而運轉；城市控制和支配鄉村，尤其將周圍鄉村變成了自己的經濟“領地”。這與古代的“城市鄉村化”形成反向對照。在這一時代，起初鄉村受到城市沖擊，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以犧牲鄉村為代價，攫取鄉村資源，擠壓鄉村發展空間；而工業化進程則促使城市從更廣的國內外市場獲得資源，所以工業化后期的城市更多地成了單向輻射農村的“中心地”，周圍農村對城市發展變得不甚重要。當然，各國工業化和鄉村城市化進程中有成功經驗，也有負面教訓。

后工業時代的“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馬克思雖未經歷后工業時代，但依據其理論也能預示工業化后的城鄉關系趨勢：鄉村城市化仍會多樣態推進，城市人口更多，鄉村人口更少；鄉村社會、經濟、生活方式也“類”城市化。以往那種以農業和農民為主的形態不再是后工業時代鄉村的本質；經濟多樣化和人口多元化，成為鄉村的基本特征。城鄉關系的發展方向是在鄉村比重降低狀態下由城市帶動鄉村共同進步；城市主導城鄉一體化，逐步走向城鄉融合，完全消除城鄉差別。這既不同于古代亞細亞那種“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更不同于工業化時期城市對鄉村的剝奪和控制，而是城市和鄉村同為一體化中的平等元素，只是城鄉發展的差異性使這個城鄉統一體須以先進的城市為主導。

馬克思通過對人類歷史上城鄉關系的演變予以規律性的總結，預示了未來城鄉關系發展的趨勢，對我們理解歷史上的城鄉關系，研究城鄉關系史，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作者：劉景華，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