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對宋代的影響

【光明書話】

宋太祖趙匡胤是中國歷史上大有作為的皇帝，毛澤東曾把他與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并稱，他們的功績各有千秋。但是縱觀歷史，宋太祖趙匡胤是最不好嗜殺的君主。下面講述幾個為人熟知的故事。

五代是一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時代，將逐帥，帥逐主的兵變，司空見慣。趙匡胤從后周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政權(quán)，也是通過陳橋兵變奪得。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兵變，沒有發(fā)生像郭威主導的澶州兵變那樣混亂鼓噪、星散躲竄，幾乎難以控制局面的場景，將士們只是露刃立于庭中，有人以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后，大家便羅拜于庭下，一派井然有序的模樣。更為重要的是，五代兵變一個突出特征是縱容兵變士兵大掠府庫和富豪之家，“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王公不免劇劫”（《畫墁錄》），每一場兵變都是一場浩劫，但是陳橋兵變發(fā)生時，趙匡胤大聲對諸將說：“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孥戮汝。”諸將士都應聲“諾”，軍容整齊地列隊返回京師。因而陳橋兵變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變：沒有喋血宮門，伏尸遍野，更沒有烽煙四起，兵連禍結(jié)，幾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改朝換代的成功。開封城中沒有發(fā)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xiàn)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局面。

趙匡胤登上皇帝位時，宋的周圍北有北漢，南有兩湖、南唐（江南）、吳越、后蜀、南漢、漳泉等割據(jù)政權(quán)并存。趙匡胤繼承周世宗統(tǒng)一南北的遺志，數(shù)度出師南方諸國，但宋太祖特別囑咐將帥不得濫殺無辜。據(jù)記載，乾德伐蜀之役，趙匡胤聽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斬之。近臣營救頗切，上（太祖）流涕曰：“興師吊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乾德五年（967）削平后蜀，率軍出征的王全斌等人因“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遭到降職處分。也有傳說，宋軍平定后蜀，宋太祖命將士將蜀主孟昶押送到京師，大將曹彬曾秘密上疏：“孟昶在蜀國稱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為防夜長夢多，發(fā)生變故，建議把孟昶的一班文武大臣都殺了，趙匡胤看后批文說：“汝好雀兒腸肚。”（《后山叢談》）開寶年間，曹彬率宋師征伐江南（南唐）兵圍金陵，宋太祖曾數(shù)遣使者“勿傷金陵城中人”，“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斗，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東軒筆錄》）太祖一朝戰(zhàn)敗的割據(jù)政權(quán)的降主大臣都保全了性命。對此，南宋后期人呂中曾慨嘆“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讎，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自古共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宋大事記講義》）不用諱言，這段話顯有溢美之意，但相對唐末五代視人命如草芥來說，不啻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之后朝代更換大致經(jīng)歷了農(nóng)民戰(zhàn)爭、民族戰(zhàn)爭和兵變?nèi)�種形式，新君主坐定江山后如何處置功臣，揆諸史實，一般難逃兔死狗烹的下場，即司馬遷所謂“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宋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quán)，是不多的例外，讓當年的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權(quán)的重臣“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yè)，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結(jié)果使得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權(quán)的重臣在飲完酒的第二天紛紛要求解除兵權(quán)。據(jù)近人考證，“杯酒釋兵權(quán)”的真實受到質(zhì)疑，也就是說奪兵權(quán)確有其事，而并非是在酒席上進行的，但從宋初奪兵權(quán)的歷史過程和宋太祖的行事風格及其嗜酒的特點來講，這個故事渲染宋太祖不殺功臣的主旨是符合歷史真實的。而且從史籍上看，太祖時期有不少國家大事、方針政策是在酒宴上決定的。

宋太祖不殺士大夫的故事更是歷史的美談。據(jù)陸游《避暑漫抄》載，宋太祖曾在建隆三年，秘密立下一個誓碑，并留有密詔，自他百年之后，新君即位都要“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誓詞“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內(nèi)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20世紀40年代張蔭麟先生首先注意到宋代文獻有關宋太祖于太廟立有不殺上書言事大臣的誓碑的記載，并撰寫《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予以考辨，認為太祖誓約最初見于曹勛《北狩見聞錄》，而有關誓碑的故事僅見于題名陸游的《避暑漫抄》，故推斷“誓碑之說，蓋由《北狩見聞錄》所載徽宗之寄語而繁衍耳”。顯然張先生并未否認太祖誓約的存在，且謂“北宋人臣雖不知有此約，然因歷世君主遵守惟謹，遂認為有不殺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改革開放以后，士大夫政治受到宋史學界關注，宋太祖立誓碑被重新提出來討論，且形成了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意見。不過自80年代中期以后，無論是否相信太祖誓約及誓碑的真實性，有一點在宋史學界可以說已經(jīng)基本達成共識，即普遍承認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時期）確實存在著“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那么，為何宋太祖趙匡胤在結(jié)束動蕩走向治安的大變局時代，能夠采取不同于歷史上絕大多數(shù)君主用鐵血政治的手段或方法呢？這可以有許多原因去探究，但是其中與宋太祖的惻隱之心分不開。

什么是惻隱之心？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注孟子所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時說：“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對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憐憫，而心有所不忍，見到遭受災禍或不幸的人產(chǎn)生同情之心。

宋太祖即位前親身經(jīng)歷了后晉、后漢、后周諸朝的動亂，目睹了因兵變乃至戰(zhàn)爭所造成的人間悲慘景象。宋人朱弁曾記述這樣一個故事：“山陰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逾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其屠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外，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為反，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yǎng)，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偽，遂以為金而少有知者。”（《曲洧舊聞》）這段故事說明宋太祖在舉起屠刀之時，尚沒有完全喪失良知，這也正是他與五代武夫悍將不同的地方。所以當他掌握政權(quán)后，能夠施行一些仁政也絕不是偶然的。開寶八年（975），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免于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慨嘆曰：“堯、舜之時，四兇之罪止于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wǎng)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宋史·刑法志》）

對開國皇帝的所作所為，于宋人心有戚戚焉。今傳陳橋兵變故事在原始記載中，宋太祖的弟弟趙匡義并不是陳橋兵變的主要參與者，但是宋太宗趙匡義的兒子趙恒即皇帝位后，新改的《太祖實錄》添加了許多太宗的成分，尤其是把太祖約法士兵“禁剽劫都城”這一陳橋兵變不同于五代兵變最重要之舉，歸為趙匡義“立于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再后來程頤將“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列為宋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中的兩件大事。可見，這種由惻隱之心所驅(qū)動的不殺無辜之舉得到宋朝史官、士大夫和思想家的普遍贊同。

宋人普遍贊同為政要有惻隱之心，主要導源于孟子思想。而孟子升格運動是唐中葉以后經(jīng)學思想發(fā)展的一大景觀，也使得中國古代思想逐漸進入孔孟并稱的時代。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將孔子提出的儒家政治倫理核心概念仁、義、禮，延伸為仁、義、禮、智，且與人心所固有的“善”聯(lián)系起來，給儒家政治思想注入鮮活的新內(nèi)容。孟子的思想對后世特別是對宋代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蒙文通先生說：“孟子之學，主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漢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會事業(yè)者少。宋儒則反是，于政、刑、兵、賦之事，謂‘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論史于錢、谷、兵、刑之故，亦謂‘則有司存’，而諄諄于社會教養(yǎng)之道。”北南宋思想家的代表王安石、朱熹對孟子的不忍人之政有深刻理解。《河南程氏外書》記載說：“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于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于斯須不忍。’”（蒙文通《儒學五論·宋明之社會設計》）朱熹臨終時最為看重的著作是幾易其稿的《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對孟子思想的闡發(fā)自不待言。

宋朝及后世歷代的史官大都認為宋朝以仁治世，“宋之為治，一本于仁厚”，這雖有溢美之嫌，但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宋朝對鰥寡孤獨弱勢群體的救助，漢唐不能及，元明清沒有超過，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宋史》評論宋太祖功績時說：“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于漢、唐，蓋無讓焉。”

（作者：李華瑞，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