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荒精神的時代銘刻與藝術再現

“心潮逐浪高，激情入云霄。青春擁抱你，我的大陳島。”1956年春節前夕，在團中央“建設偉大祖國的大陳島”的號召下，首批227名青年志愿者墾荒隊員登上滿目瘡痍的大陳島，開啟了一段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此后四年多的時間里，經過五批墾荒隊員艱苦卓絕、生死與共的開發建設，大陳島一躍成為浩瀚東海上的一顆明珠。在此過程中鍛造的“艱苦創業，奮發圖強，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的大陳島墾荒精神，既成為浙江臺州一張亮麗的城市名片，也體現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氣度；既是那個特定時代的一面精神旗幟，也作為一種超越時代的永恒追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浙江臺州亂彈劇團推出的大型現代戲《我的大陳島》（編劇陳涌泉，導演韓劍英、尚文波），就不僅僅對提升城市影響力、拓展劇種表現力具有不言而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該劇通過對墾荒隊英雄業績的藝術再現，表達著對大陳島墾荒精神的時代銘刻，進而在過去與當下之間搭建一座精神橋梁，以歷史的豐碑召喚現實的回響。

就劇情結構而言，《我的大陳島》將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沖突相統一，且以后者作為劇情推進的主導因素。所有的戲劇都是表現人的，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與和諧是推動情節發展、營造劇場效果的主要途徑。《我的大陳島》聚焦于墾荒隊員的奮斗歷程，自然離不開對人與人關系的生動描摹。不管是葉青青與陳金良由喜入悲、由小我到大我的愛情描寫，還是張豐春與王蓮女關于養豬與生娃的喜劇性爭執，抑或是金怡仁與王逸瓊因觀念抵觸而導致的理想破滅，都是真實動人的戲劇性場面。不過，總體來看，劇中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摩擦、情感交鋒乃至靈魂碰撞，都服從于人與自身所處環境之間的根本性對峙。與墾荒隊員構成沖突的唯一對立面，是大陳島上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因國民黨撤離時的人為破壞而造成的千瘡百孔。由此，在人物設置方面，全劇沒有一個反面角色，即使是最終離開大陳島的王逸瓊，劇作家也絲毫未做道德批判，而是在情感上給以充分的理解，因為她的離開絕不是出于與墾荒隊立場的對立，而純粹是島上險惡的生存環境使然。正因該劇主要表現人與環境的沖突，其在情節編織和結構安排上，就不大可能遵循傳統意義上的“一人一事”，無法圍繞一個貫穿始終的行動展開情節的起承轉合，而必然更多地通過對墾荒隊員一個個生活片段、戰斗場景的精心刻畫，如辛苦繁重的生產勞作、緊張危急的搶險救人、深情渺渺的歌舞展演以及純情可愛的男女愛戀等，來塑造人物、傳達劇旨。劇中有兩個情感高潮，一是肆虐的臺風將來之不易的勞動成果毀于一旦時，大家由失落到昂揚的情緒轉變；二是陳金良犧牲后，葉青青聲淚俱下的長篇詠嘆。二者雖是全劇的情感制高點，但其背后指向的，都是人的意志在面對惡劣生存環境時所呈現出的偉大力量。這樣的結構方式，客觀上對一度及二度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終舞臺呈現嚴謹流暢，主創團隊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在形象塑造方面，《我的大陳島》以點面結合的方式，完成了人物的群像點染與個體塑造的有機統一。劇作家陳涌泉先生特別擅長塑造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中的人物群像，在濃郁的時代氛圍中彰顯人物整體的精神面貌。《我的大陳島》第一次將波瀾壯闊的大陳島墾荒場景搬上舞臺，使墾荒隊集體的氣質風貌呈現于世人面前。這是一個英雄的群體、光輝的群體，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不計其數的葉青青、王大山、單智勇們在大陳島上揮灑著青春和汗水，也有多少陳金良們，將最寶貴的生命永遠留在了島上，隊員們集體主義的情懷、一往無前的氣概、不畏犧牲的品質散發著不可磨滅的力量。《我的大陳島》在群體與個體、背景與前景的關系處理上，做得相當成功。舞臺上的墾荒隊員有精神品質的一致性，立場堅定、吃苦耐勞、英勇無畏、無私奉獻；同時，各個隊員的性格特征、行為方式又各不相同，一人一面的人物個性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葉青青作為團支書，有著更高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動員能力；同時她還是一位活潑樂觀、堅守夢想的女青年，即使在極端的環境下，也不曾放棄對美的向往，那款色彩鮮艷、樣式新穎的布拉吉，既是愛情的象征，也寄托著青春少女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陳金良是一個不斷進步的角色，他最初登島的動機并不那么純粹，在島上的積極表現也并不那么崇高，正是在戰友們公而忘私的熱情、大陳島日新月異的變化的感召下，他的境界得以提升，最終在新婚之日為了救人而犧牲，可謂水到渠成的發展。其他的人物，如憨厚淳樸的張豐春、善良本分的王蓮女、堅毅果敢的王大山、多才多藝的金怡仁等，都不概念化，鮮活飽滿，神采各異。

就美學風格來說，《我的大陳島》實現了慷慨激昂的史詩品格與青春洋溢的抒情韻致的統一。登島之初，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面前，墾荒隊員個體的力量似乎是渺小的；但隊員們沒有退縮，而是憑借著更堅定的意志、更頑強的精神，“有一個困難解決一個困難，有十個困難解決十個困難”，克服了一切艱難險阻，哪怕付出了代價和犧牲，仍然彰顯出精神意志的戰無不勝。于是，當《我的大陳島》再現這段輝煌歷程時，自然而然地呈現出慷慨悲壯的史詩品格。并且該劇絕非一味地追求悲壯，而是將崇高與優美、史詩風格與抒情意蘊、英雄氣概與青春氣息和諧交融，在舞臺上營造出別樣的風采。就我個人的觀感而言，劇中情歌對唱的天真爛漫、吃年夜飯的苦中作樂，乃至人與豬同時生產的趣味盎然，甚至比那些搶險犧牲的場面還要引人入勝，其藝術功能堪稱一石三鳥。其一，這樣的場面富有濃郁的生活情趣，并營造出充沛的舞臺機趣。在極端困難的情境下，人們仍然在追求愛情、向往美好，這些人之為人的本能渴望，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自然表達。劇中以楊梅并蒂、蜻蜓點水、鷓鴣叫天、蝴蝶雙飛的意象隱喻男女情愛，活色生香，美不勝收。其二，這樣的設置準確地再現了那一特定時代和那一代人的精神風貌。對于新中國第一代年輕的建設者而言，積極樂觀、昂揚向上、風華正茂、意氣風發，這些并不是后來者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簽，而恰恰是他們在那特定氛圍中的真實寫照。其三，這樣的處理既跟全劇風格相和諧，也與臺州亂彈的劇種氣質相吻合。對于民間色彩濃厚、以通俗易懂見長的臺州亂彈來說，如果一味地追求慷慨悲壯的審美格調，恐怕并不能充分地揚其所長。而將大江東去的恢宏氣魄與小橋流水的柔美情致相交織，將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與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熔于一爐，就有可能為這一劇種的拓展與突圍提供一次寶貴的契機。

（作者：穆海亮，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