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功，對人一輩子都起作用，雖然無形卻有巨大、長久的影響。治學也必須注重基本功。

■研究者一開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專業的基本知識，那是一輩子都要用的。知識面還要寬一點，如果知識面太窄、視野不寬，就只能就事論事。

■有問題意識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關鍵。研究工作為了什么？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正確的理論素養對提高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

■有些人認為文字表達是雕蟲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實上，文字表達非常重要。你寫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達不好，意思雖好，別人往往也看不下去。

基本功，對人一輩子都起作用，雖然無形卻有巨大、長久的影響。治學也必須注重基本功。治學的基本功，一是知識面比較寬，比較扎實；二是對問題有思考分析的能力；三是文字表達比較好。這三個方面大概就是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說的史學、史識、史才。做研究工作，總得先熟悉它，進而理解它，最后是表達它，缺一不可。對一個研究者來說，凡是具備這三條的，多年后肯定能有比較大的進步和成就。反過來說，這三條里無論缺哪一條，后來的進步都會受到限制。這里，結合歷史研究談一點體會。

扎實的基礎知識

關于知識面，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牢固掌握基本知識。

研究者一開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專業的基本知識，那是一輩子都要用的。寧可粗一點，但一定要準確。基本知識要力求系統化，不能只是零碎的。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理清它的脈絡線索，牢牢記住那些以后常會用到的事實。基本知識如果不能準確掌握，出了漏洞，內行人一下子就會看出來，這叫“硬傷”。出現不應有的“硬傷”，人家對你講的其他東西也就不那么信任了。

第二，要掌握豐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為研究工作的基本依據。

這是知識面中的重要問題。研究工作中大家都知道材料的重要性。乾嘉時期大家看重的目錄學，就是要告訴你這個時期、這個方面有哪些書，它們的長處和短處在哪里。我們的前輩學者很多就是從認真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等入手的。今天的研究者也應該對有關知識有大體的了解，知道遇到問題該去找什么書。

就歷史研究而言，掌握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常要閱讀檔案資料。這可以說是一種調查研究，盡管它也有不少局限。看檔案資料有一個怎么看的問題，是“看活了”還是“看死了”。如果看完以后腦子里仍然只是一張一張紙上寫的文字，那就是“死”的，說明你沒有看懂。如果看久了在腦子里仿佛能再現這個事件的前后經過、中間有什么爭論和困難，好像是活生生的有聲有色的事情，那就是讀懂了。就像看電影，一張張膠片都是靜止的、不動的，但是放在放映機上用電力帶動轉起來，投射到銀幕上就全活了。同樣的道理，檔案一張張紙，就像一張張靜止的膠片，如果只看一張張膠片，看得再仔細還是“死”的。放電影的電力就好比我們看檔案資料時的理解力，把它貫穿起來放在當時的環境里，在你眼前出現的是活的事實，那就是讀懂了。

第三，知識面要寬一點。

毛澤東同志認為，研究黨史的根本方法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他還提出“古今中外法”，“古今”體現歷史的發展；“中外”是既要了解中國這方面，也要了解外國這方面。總之，要有比較寬廣的眼界。知識面寬一點有幾點好處：

一是事物在時間和空間上往往是有聯系的，離開了周圍那些相聯系的要素，很多事情就不容易理解。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批評李瀚章主編的《曾文正公年譜》，說里面只有曾國藩的奏稿、批牘和活動，沒有太平天國方面的活動情況。梁啟超打了一個比方，說這好像從門縫里看人打架，只看見一個人，看他一會兒進一會兒退，最后看完了還是不知道為什么他能贏、為什么他會輸。這個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因此，研究歷史，即便是寫一個人的傳記，也不能只看他一個人的史料，還要熟悉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以至他對手的狀況，這樣才能活起來。

二是知識面寬一點才會有比較。比如，我們研究辛亥革命史，就要對法國大革命史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點了解，對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也要有些了解，這樣就可以對它們進行比較。有些是相同的，可以看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規律性的東西無論在哪里都是共同的。而從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各國的特點。如果你對別的都不了解，沒有比較，那就規律看不到，特點也看不到，只能就事論事地說說事情本身。

也有人覺得知識面何必寬，需要時臨時查查就可以了。當然，一個人不可能什么知識都具備，有些知識只能邊干邊學，甚至臨時查。但在研究工作中聯想是很重要的，把這件事和那件事聯系起來想，常常可以產生新的認識。如果知識面太窄、視野不寬，就只能就事論事，連臨時想查的念頭也起不來，或是不知到哪里查。人們常稱贊一些大師知識淵博，這是很重要的。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

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是治學的重要環節，這方面有幾點可以說說。

第一，要有問題意識。

有問題意識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關鍵。研究工作是為了什么？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胡適有一句有一定片面性、但也有些道理的話。他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我寫過一篇我們黨在遵義會議前三次“左”傾錯誤的文章。三次“左”傾錯誤是講了無數遍了，但我頭腦里還是有幾個問題：比如，一般說來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為什么反了一次“左”第二次出來還是“左”，而且更“左”？第三次還是“左”，又更“左”？這是什么原因？再如，這三次“左”傾錯誤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腦子里有了問題，看資料的時候就會努力去找尋答案。雖然回答不一定對，但總會有所收獲。這不僅是個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研究的動力所在。

第二，有了問題怎么解決？

研究歷史，大家比較認可的叫做“論從史出”。研究歷史要發議論，但一切議論都只能從看到的史料出發。看史料時，不能光看不想，需要邊看邊想，除了進一步弄清事實的經過，還要尋找所要解決的問題的答案。這樣一面看、一面想，先產生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再把這些零碎的想法系統化，形成一個意見。這時最忌諱的是把這些初步的想法馬上變為結論，毛病常出在這里。如果忽然看到一個史料好像引起了與眾不同的想法，以為把這個問題弄明白了，當作自己的獨到見解，隨后只關心似乎支持這種想法的史料，越想越系統，不注意與這種想法不同的史料，結果往往會有很大片面性。陳云同志講人為什么犯錯誤時說，“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看史料也是這樣。你看到了這一點再接著往下看，這個只是作為一個假設放在那里，還需要繼續驗證，也可能往后越看越認為這個看法站得住；或者發現這個看法雖是對的但是還要補充，還有幾個條件是不能忽略的；也有看到最后發現不是這樣的，那就毫不可惜地把原來的看法拋棄掉。這是常有的事情。

看史料和思考、分析是同步的。最初看史料大抵都是感性認識。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史學文章的理論性不是靠搬用現成的概念，而是靠反復看許多史料后在腦子中出現的飛躍，有了新的概括、產生新的認識，這才有理論創新。

第三，要充分考慮問題的復雜性。

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見解時，要充分考慮問題的復雜性。事實上，越是重要的問題，越是獨到的見解，越要慎重。你提出一個觀點后，別人可能會提出些什么問題？所以還是盡可能請別人看看，特別是請熟悉這個問題的人提提意見。別人不提，也可以自己與自己作對手來提反問、挑毛病，看是不是站得住。

第四，正確的理論素養對提高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重要。

我們研究歷史當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且要努力做到理論正確地聯系實際，這一點毋庸置疑。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成果采取完全排斥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它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對西方資產階級許多理論的基本思想體系我們不能同意，但對于他們一些符合實際的具體研究成果是可以吸收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這個態度。但是，在吸收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時，需要防止一種新的教條主義、新的“以論帶史”。有的研究者引一個西方學者甚至是二流、三流學者的一段話作根據，然后就對中國的問題作出這樣那樣的結論，實際上對中國的具體情況并沒有作認真細致的分析。

講究文字表達

有些人認為文字表達是雕蟲小技，所以不在乎。事實上，文字表達非常重要。你寫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文字表達不好，意思雖好，別人往往也看不下去。對這個問題也講幾點。

第一，講究文字表達，最重要的是處處替讀者著想。

胡喬木同志曾經講過，寫文章要考慮幾點。第一“要引人看”。現在一些文章，開頭就是大段已說過無數遍的話，人們自然就不想往下看了，這樣怎么能夠吸引住人？第二“要使人看得懂”。這話也很有道理。不少人寫文章，一個斷語接著一個斷語，缺少邏輯聯系，也不考慮別人是否看得懂。即便文字很流暢，還要想到別人可能會有哪些地方不明白，要交代清楚。第三“要能說服人、打動人”。說服人是指講道理，打動人是指感情上能打動人。

第二，寫文章要努力做到準確、鮮明、生動。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里提出的。準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要做到并不容易。鮮明，這個意思大家都清楚，旗幟鮮明，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都清清楚楚。但還要考慮到，一本書里面，你最中心的是想闡明什么問題，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最希望讀者留下印象的是什么，這些地方要寫得特別鮮明，別的可以簡略一點。寫文章也是這樣，最重要的地方要鮮明突出、引人注意，使人留下印象，避免重要的內容淹沒在一大堆不重要的話中間而不被注意。對生動的一個重要要求是貼切，不是堆一大堆形容詞。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是非常生動的，他在一篇文章里曾寫道：“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僅從文字上講，非常生動，我們看過就不會忘，而且很符合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第三，文章的結構。

中國有句老話，叫“鳳頭、豬肚、豹尾”。鳳凰的頭，豬的肚子，豹的尾巴。中國古代的文人常常講這個話，這是對文章通篇布局的設計。“鳳頭”就是一上來就能夠把讀者抓住，讓人想要看下去。“豬肚”是指中間部分要豐滿，但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有層次，有內在的邏輯性，讓人一口氣看得下去，而不是平鋪直敘或雜亂無章的羅列。“豹尾”指結尾，是很有力的一下子戛然而止就收住。結尾就得干干凈凈，像古人說的“余音裊裊，繞梁三日”，有回味。

第四，文字最好口語化，要干凈。

最好自己先朗誦朗誦，如果結結巴巴，沒法朗誦下去，趕快改。朗誦要有抑揚頓挫，而且要干凈有力，不拖泥帶水。比如，《毛澤東選集》第一篇，一打開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看了一下子就記住了。文字干凈，讀起來也有一種快感。雖然不是寫詩，最好也能夠朗誦，特別是開頭和結尾。

第五，文章能不能帶感情？

文章帶感情是講一件事時自己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毛澤東同志有一次寫道：“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這話講得多動人！中國古代司馬遷的《史記》，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寫得很有感情的。我們寫歷史文章應該有這樣的手法。至于帶感情的話決不能歪曲和改變歷史事實，也不是堆砌一大堆華而不實的形容詞，這道理就不必多說了。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9年05月06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