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30個國家首腦簽署的聯合公報提出了“電子商務、數字經濟、智慧城市、科技園區等領域的創新行動計劃”，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來說，中國數字化企業的產品能力和資產實力具有較強吸引力。面對日益擴大的“一帶一路”新興市場，中國數字化企業將迎來哪些機遇和挑戰，如何共建數字“一帶一路”？本版特刊發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數字“一帶一路”藍皮書課題組成果，剖析現狀、查找問題、提出對策。

　　現狀：已成重要引擎，但國際化潛力尚待挖掘

　　支撐中國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以及移動互聯網的領軍企業，他們是“一帶一路”數字化建設的強大賦能者。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ICT服務出口與產品出口分別占總出口比例均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分別高于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值9個和19個百分點，由此可以判斷：中國數字經濟賦能能力已經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根據2018年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占GDP的比重達到32.9%，成為驅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引擎。

　　按照市場估值，進入全球Top20科技公司名單的中國企業數量從鳳毛麟角到如今占據半壁江山。量化研究發現：大多數中國數字化企業在國際化方面仍然處于起步階段。課題組對篩選而來的426家中國數字化企業研究后發現：60%的中國上市數字化企業以及65%的中國數字化獨角獸企業仍未涉及任何海外活動；即使在已經國際化的上市數字企業群體中，平均海外收入也僅占整體收入的10%。

　　從整體上看，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巨大的跨境電商業務、基礎設施與手機終端業務交易相比，大部分中國數字化企業在“一帶一路”市場上的能力與潛力尚未很好發揮出來。一方面，國內市場規模大、發展快、競爭激烈，主要的數字化企業發展精力高度聚焦國內。另一方面，2/3的被調研企業沒有意識到“一帶一路”建設與自身業務之間的緊密關系。

　　進一步研究表明，近半數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數字化企業對于2020年海外市場收入在企業總收入中所占比例等預測性問題無法作答，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當前“一帶一路”建設的項目投資和政策導向仍主要偏向于基礎設施方面而非數字化工程，加之其他國家數據跨境安全政策上的不確定性，致使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數字業務發展狀況尚難預測。

　　能力：高度契合“一帶一路”市場需求

　　從競爭態勢來看，對于中國數字化企業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新興市場，已成為日益重要、極有發展前景的市場。研究報告顯示，資金投入大和并購能力強、數字技術相對領先、本國發展轉型積累的經驗這三個條件，都讓中國數字化企業帶來的方案具備在這些市場推廣的優勢，大部分新興經濟體仍處于產業碎片化階段，而數字革命可以給這些國家帶來更大的變化。

　　從150家數字化企業問卷調查反饋的分析結果看，下一步選擇投入與業務方向順序，東南亞和南亞市場居首位，其次是東北亞（日韓）和北美市場。

　　分析可見，“一帶一路”新興市場具有5個特點，中國數字化企業的產品能力、服務經驗等與之契合。

　　移動互聯網消費市場大：擁有大量年輕和樂于擁抱移動互聯網的消費群體，雖然網絡環境較差，但他們對于服務版本升級體驗、升級頻率要求高。

　　電子支付與普惠金融需求多：很多人因為缺乏信用積累，不能得到銀行的信用金融服務；或者要支付較高的信貸成本。

　　創業與就業需求迫切：移動互聯網時代，創新與創業的屏障被打破，提升產業效率、促進貿易便利，擴大了就業規模。

　　中小企業供應鏈合作生態需求高：與美國和德國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更多聚焦大型企業用戶群體相比，中國將工業互聯網平臺作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新載體，通過技術模塊化，將大企業成熟有效的技術、管理、應用等方面的經驗，向中小企業復制推廣，成本低，轉型升級見效快。

　　性價比高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在智慧建筑、智慧交通監控、互聯網社會輿情監控、環境保護監測等領域，中國企業有能力提供性價比實惠的智慧城市綜合平臺方案與個性化開發方案。

　　潛質：開拓“一帶一路”市場的三種路徑

　　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競爭位置的數字化企業，對于開拓“一帶一路”市場，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

　　第一，作為賦能者。這一類型包括開展海外活動的大多數中國數字化企業，其大多選擇與本地優秀伙伴建立合作。在受訪企業中，66%提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選擇合作或者合資方式。問卷調查顯示，中國企業通常帶來領先的數字產品、人機界面以及算法，而本土伙伴大多數承擔了新產品與服務的市場導入并確保了本土化特性。

　　第二，具備相對較高的附加值產品能力以及產品本身易于國際擴展，能在海外市場提供自有品牌的數字化企業。這一領域的第一波浪潮，即中國企業向海外出售數字產品，由提供工具應用程序的企業引領。例如，2012年在海外發布的百度抗病毒軟件，再如獵豹移動2012年在美國推出清除手機垃圾文件的應用，這一波業績得益于中國提供了大量技能嫻熟并相對廉價的工程師。隨著需求與供給的不斷變化，第二波浪潮掀起。突破性的新產品從實用工具轉變成內容平臺，實現本土化、適應本土應用與習慣成為核心競爭能力。

　　第三，作為全球合作伙伴。選擇這一路徑的企業大多具有較低附加值優勢、但在中國有著穩定客戶基礎。這種路徑往往是雙贏的，因為無需支付獲取客戶的國際化成本。B2B電子商務模式、新興的云服務領域，可以歸入這個模式，未來阿里云、華為云、微信云、百度云“走出去”都屬于這個類型。

　　意義：實現包容性發展與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

　　打造數字“一帶一路”具有三方面重要意義：一是通過虛擬空間的打造支持五大領域互聯互通；二是通過開放中國巨大市場，用“輕資產”方式促進沿線國家傳統產業轉型、促進創新就業；三是整體利用中國已經形成的數字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主動優化產業布局，形成區域經濟利益共同體基礎。

　　數字虛擬空間的產品與服務平臺和線下的基礎設施項目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中實現“虛實結合”，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

　　首先，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當前全球貿易的重要增長點。在重資產的設施聯通取得階段性進展后，以網絡相通來促進政策、貿易、資金、民心的相通，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急迫訴求。通過數字經濟的電子商務平臺如阿里巴巴的eWTP標準，在貿易過程中采用交易資金居中托管制度和交互評價制度，實現低成本解決商業互信問題，避免信貸風險，增進各國貿易活動，提高貿易成交率。這樣就降低了“一帶一路”沿線多邊和雙邊的貿易成本，貿易便利性大大提高。

　　其次，對于許多國內消費市場相對有限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來說，中國巨大的市場在數字空間上的開放是前所未有的機遇，以數字貿易為突破口，又可以倒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加緊推進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發揮中國數字化企業的作用。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互聯網等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等“輕資產”，可以較快改善其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促進消費升級，擴大就業，提升勞動生產率，形成經濟發展良性循環。

　　最后，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中形成利益共同體。“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多處于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存在相互學習、價值鏈分工、產業升級、合理布局和技術轉移的客觀條件。要突破原有的技術轉移路徑和方式，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跨越式發展；實現資源共享與平臺化生態，減少外來資本對本地企業與產業產生的“擠出效應”，從根本上減少“一帶一路”投資的風險。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來看，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指導下打造的包容性、可持續的數字化全球平臺具有巨大轉型推動潛力。數字“一帶一路”是“一帶一路”的升級版，也是實現包容性發展與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

　　挑戰與應對：推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更加合理

　　挑戰一：中國領軍數字化企業國際發展遇阻力。數字增長的重心正在由發達國家逐漸轉到發展中國家。10年前，中國還處在電子商務發展的初期，現在已占據世界電子商務交易總份額的40%以上。在5G專利方面，中國公司也具有一定領先優勢。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對此感到憂慮，并對中國高端數字技術企業的國際拓展制造了一定阻力。

　　挑戰二：中國數字化企業“走出去”的本領不夠、意識不強。調研樣本中，3/4的企業缺乏合適的技術產品、2/3的企業不熟悉國外市場。調研結果顯示，大多數數字化企業認為“一帶一路”只是基建項目，并未意識到共建“一帶一路”的數字化需求。

　　挑戰三：數字保護主義日趨嚴重。目前在一些國家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情緒上揚背景下，由于數字技術跨越國界深刻改變了金融、貨幣、貿易、傳媒等各個領域的能力，使得數字化產品服務的采購和供應鏈的決策越加復雜。61%的受訪公司認為數字保護主義是在“走出去”時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

　　挑戰四：數字貿易和數字跨境流動的國際規則尚在博弈。數字經濟的主導國家，致力于設定數字貿易的全球標準，構建新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和數據隱私保護以及流動框架；歐盟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也試圖在數據流動、數據儲存方面擴展自身的主權。我國作為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走在全球前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推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保護數據資產商業利用以及網絡安全治理主權等多個目標之間，需權衡取舍。

　　對此，要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一帶一路”建設。要深度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技術、貿易和市場政策，深化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特別是工業互聯網方面的第三方市場合作。同時，中國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擴大制造業開放，用好大數據資源競爭優勢，引領數字信息處理與保護的國際規則制定進程。

　　要平衡隱私保護、數據安全與跨境商業數據流動的需求。在推進實踐方面，加強服務提供商管理、實施標準合同和安全協議管理、評估數據跨境安全風險以及跨境數據流通級別，制定數據跨境流通專用目錄等，對跨境數據實施分類監管，采取多種方式提升和改進數據監管技術，可以促進數據依法有序流動。一方面，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形成數據資源共享和云服務的機制；另一方面，國際需要就數據流動規則達成更多共識。

　　構建“數字絲綢之路”，要尊重各國在網絡空間的主權，依據相關法律和國際公約，重視網絡安全，完善網絡安全與數據保護機制。在聯合國專家組指導下，制定“一帶一路”區域性信息安全國家行為準則，切實加強技術交流合作，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組織技術與管理標準培訓，幫助“一帶一路”國家應對網絡安全問題，攜手打擊網絡恐怖主義。

　　中國可率先推動國際化的產業數據共享，建立“自由數字區”，比如在海南自貿區、大亞灣區、浦東自貿區率先建設。各國在數據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有益于數字經濟的商業創新和政策制定。這類合作將促進更安全、更綠色、更集約的發展模式加快形成。

　　要加強對中國數字化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必要性的宣傳力度。需要加強有助于數字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政策支持和輿論引導。數字企業“走出去”，可以通過促進勞動與資本跨境流動，幫助中國企業吸引更多熟悉當地市場的本土人才，促進中國企業更好地在海外發展。

　　 （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數字“一帶一路”藍皮書課題組 執筆：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