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子課題負責人、南京大學研究員

【項目成果】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從世紀之交到今天，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從概念摸索走向理論自覺，服務型政府的實踐也從實踐探索走向制度安排，服務型政府的理論與實踐是黨和政府在歷次行政改革的持續探索中提出的立足當下又關注未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具有中國特色又兼具全球眼光的中國智慧。

服務型政府的理論與實踐是根植于本土現實的中國方案。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開始探索行政改革。隨著行政學的獨立，又在機構設置、職能調整等方面做了進一步的探索。進入新世紀，一些具有理論自信和原創精神的中國學者和實踐者開始對行政改革進行更為系統而深入的思考和謀劃，行政改革逐漸走上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道路，“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和觀念在這一背景下開始萌發。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和全局出發對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進行了部署。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了“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目標。在這一改革進程中，各地方政府從自身現實出發進行了許多因地制宜的積極探索，為進一步推動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建構和實踐改革積累了大量的理論素材和現實經驗。

近年來持續推進的“放管服”（即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就是“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有力之舉。“簡政放權”：通過清理行政審批事項等具體措施重新梳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及相互關系，從而對各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進行重新定位，這就為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奠定了結構基礎；“放管結合”：創新和加強監管，明確政府在宏觀調控、秩序維護等方面的職能和權力，確保行政改革走在一條健康可持續的道路上，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了制度保障；“優化服務”：不僅意味著為市場和社會提供更優質和高效的服務，更表明政府以及整個治理體系都應當以服務作為基本導向，清楚地指明了“放管服”改革的目標指向。服務型政府的改革路徑與發展脈絡清晰地表明，服務型政府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屬性，是立足中國現實探索出的本土方案。

服務型政府的理論與實踐是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服務型政府理論源于對社會治理歷史的深刻理解與治理未來的獨到把握。自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人類進入后工業化進程，舊的管理型治理體系無法繼續適應新的現實需求，一種新的治理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服務型治理。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一戰略視野和全局觀，我國的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不僅涉及政府這一治理主體的自身改革，更涉及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多元治理主體的全面改革；不僅指向服務型的政府，更指向一個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治理體系。

體現中國智慧的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將對解決全球治理問題作出獨特貢獻。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解決中國的治理問題不可能僅僅關注中國自身，更需要具有全球視野，對全球治理出現的共同問題進行思考，同時在理解、批判和借鑒其他各國的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方案。總的來看，20世紀后期以來，治理失靈的現象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具有成熟的管理型治理體系的西方國家——面臨的普遍困境。正是認識到了西方國家面臨的治理現狀，我們就更需要有勇氣和信心去提出自己獨特的治理理論，進行自己的改革實踐，而不是重走西方國家的老路。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的生成正是基于對這一普遍困境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它必將對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產生重要影響。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有理由相信，服務型政府理論能夠為各個國家的治理提供借鑒與參考。

當前廣泛存在于西方國家的各種治理理論，大都只是在工業社會管理型治理的框架下謀求的小修小補，由于缺乏對發展中國家治理現實的關懷，就難以跳出管理型治理的框架而去尋求適應新形勢的治理理論。因此，這些理論很難帶領西方國家真正擺脫當前的治理困境，更不可能為解決中國的治理問題帶來有效方案。在未來，只有繼續保持堅定的理論自信，才可能進一步推進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的探索與構建，實現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也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國家治理話語體系的長期壟斷，為重構治理的國際話語體系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