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簡牘所見地理史料的整理與研究”負責人、武漢大學教授

【專家論壇】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華夏大地出土了大批秦簡牘資料，主要包括：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竹簡和4號墓木牘、云夢龍崗6號墓簡牘、湖北荊州沙市周家臺30號墓簡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牘、湖南龍山里耶古城1號井和城濠簡牘、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購藏竹簡、北京大學購藏簡牘等。這些簡牘資料包含豐富的地理內容和地理信息，對深化秦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秦政區地理的新視野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設三十六郡，普遍推行單一郡縣制，對我國行政區劃制度及政區沿革地理影響深遠。由于傳世文獻沒有明確記錄秦郡的名目，關于秦始皇三十六郡以及有秦一代設郡數量及郡目，學界長期存在爭議。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置吏律》有“縣都官十二郡”任免官吏的時間規定，“十二郡”與“縣、都官”并列，“縣、都官”屬于內史，則十二郡應指秦內史以外的地區。通過考察，秦國最早設立的十二郡應為：上郡、蜀郡、巴郡、漢中郡、河外郡、河東郡、隴西郡、南郡、黔中郡、河內郡、南陽郡、北地郡。十二郡形成的時間當在秦昭襄王晚期。十二郡作為內史以外的地方的代稱寫進《置吏律》，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預示著秦朝取代周朝，因應天命、一統天下的格局即將到來。

由十二郡之寫入法律文書，可知早期秦郡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空間特征觀察，十二郡中的巴、蜀、漢中在秦內史以南，一直是秦本土關中地區的大后方。北邊的北地、隴西，取自戎翟，連同取自三晉魏國的上郡，拱衛秦本地的北方。這六郡一直很少變化。取自楚國的南郡、黔中（巫黔）、南陽三郡，成為秦本地（內史）的東南屏障；東邊的三郡河東、河內、河外（三川）取自三晉。這六郡除黔中（巫黔）、河外（三川）郡外，變化也較小。這是秦郡空間分布的第一個圈層。此后秦主要向東方發展，又先后設置太原、上黨以及東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發動大規模攻滅六國戰爭，次年滅韓設置潁川郡。太原、上黨、潁川、東郡四郡在第一圈層的東部外圍，可以看作第一圈層的補充，也可以視作第二圈層。秦發動滅六國的最后戰爭，滅六國設郡，可以看作秦郡分布的第三個圈層。秦郡第一圈層以及第二圈層的東界，在戰國、秦和西漢初年的政治地理和軍事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此界線以西，多為山區丘陵地帶，以東則為華北平原和黃淮平原。自戰國以降，秦累世攻打山東六國，戰爭早已破壞當地固有人緣關系和社會組織，加之秦的移民政策，使得關中內史與關外的三河以及太原、上黨、南陽、南郡的聯系日益緊密。從軍事地理和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在關中秦國本土和山東六國之間，也需要一個軍事的緩沖地帶，秦郡第一圈層的東部諸郡：河東、河內、三川、南陽、南郡，連同第二圈層的太原、上黨、潁川、東郡四郡，共同構成關中秦國與山東六國之間的緩沖地帶，睡簡《葉書》所記戰事，以及秦及漢初的軍事沖突，多集中在此地帶。

里耶秦簡牘的發現，為秦政區地理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視角，其中所見郡目（含內史）有15個：內史、叁川、泰山、瑯邪、河內、泰原、鴈門、代郡、巴郡、蜀郡、南郡、洞庭、蒼梧、衡山、廬江。縣、道、邑97個，上屬32個郡，尤其是洞庭郡，里耶簡所見16縣，與《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所屬縣相同者9縣，新出沅陽、門淺、上衍、蓬縣、新武陵、上軴等6縣，由此可知秦在南方地區設縣可能較漢代為多，縣的發展并非呈直線上升的趨勢。從里耶行政文書涉及的地域范圍看，秦遷陵縣雖然偏處帝國一隅，然行政文書傳遞的范圍，東北到潦西（遼西），東至即墨、瑯邪、東晦（東海），西達隴西、北地，南界象郡，文書往來幾乎遍及帝國全境，“文書行政”的影響力真是無遠弗屆。

交通地理的新拓展

北京大學藏水陸里程簡冊詳細記錄了從長利渠口到楊口，又從楊口沿漢水到淯口，然后向北直到洛陽的交通路線，以及從江陵到沙羨和從銷縣到武鄉城的交通道路，其間還穿插記錄幾個主要中心城邑的交通狀況。簡冊記錄的重點，應該是江陵到淯口之間的交通，其中尤以江陵到楊口之間為重中之重。所以然之故，端在于秦在攻占楚郢都設立南郡后不久，即將楚人原已開鑿的“子胥瀆”和云夢大澤之池重加疏浚，修通連接沮漳水與漢水的人工運河，從而大大便利江漢之間的水路聯系。復又在此基礎上，詳細勘察各段里程，兼及南郡北上洛陽的漕運水道，并詳細規定江漢地區不同的河流水道，在不同季節、空船和載貨重船每天的航行里數，充分顯示秦人重視工程技術和精細管理的新趨向。

日用地理資料的新發現

與行政司法文書所見地理資料多與行政運作有關、多關乎國家大事不同，秦簡牘《日書》所見地理資料更加關注日常實用的地理知識。通過對這類文獻的考察，可以復原當時房屋的建筑樣式、朝向，以及周邊的居住環境等內容。由于《日書》文本的特殊性，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識無疑具有某種神秘色彩和迷信方術的成分。《日書》特別關注門戶和墻垣，乃在于墻垣具有阻隔內外、門戶具有溝通內外的空間職能。在房屋居址的空間選擇上，通過比較楚秦不同的《日書》文本，可以發現二者都是以主體建筑物“寓（宇）”為中心，涉及主體建筑物的外部輪廓及形狀、其他附屬建筑物以及周邊的地形地勢。但楚人建筑多有與宗教祭祀有關的祠室祭堂，而秦人則多廡、小內、圈、圂、屏等與農牧業生產生活有關的建筑物。楚秦《日書》的差異，當為楚秦文化不同所致。在時間選擇上，較早期的時間選擇來自實際的生產和生活經驗，比如盡量避免在農忙時節動土興功，而將興建房舍等土木活動集中在每年的秋季農閑時節。但在后來的發展中，時間的選擇更多地受到某種“神煞”的支配，被逐漸賦予一些神秘色彩。

秦地圖的新證據

《漢書·地理志》有兩處提到“秦地圖”，《史記·蕭相國世家》稱蕭何入關中“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劉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但秦地圖究竟是什么樣子的，此前并無實物可考。放馬灘木板地圖可為秦地圖提供新的實物證據，從中確定了該地圖的方位為上南下北，與目前已知的戰國中山國“兆域圖”和馬王堆漢代帛地圖的方位一致，與現今地圖的方位相反。由此或可證明，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國古地圖繪制的通行做法。在確定地圖方位的前提下，根據各地圖內在的邏輯關系，以及地圖所繪與今地理形勢的相關性，確認放馬灘地圖主要表現的實為三條水系，即花廟河、東柯河和永川河，其地域范圍，東西約40公里，南北約50公里。這一地域范圍，與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是相符的，亦可為科學評價放馬灘地圖的繪圖水平和技術成就奠定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