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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是世界性問題，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是深刻持久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完善老齡政策制度。要加強老齡科學研究，借鑒國際有益經驗，搞好頂層設計，不斷完善老年人家庭贍養和扶養、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待、宜居環境、社會參與等政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日老齡化社會醫養照護體系研究”課題組在調查研究基礎上認為，日本在醫養照護方面的經驗教訓，可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有益借鑒。

中日兩國人口老齡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日本在醫養照護方面的經驗，可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有益借鑒。當前，以醫養照護為切入點開展合作，將有助于兩國在人力資源、產業、技術等方面實現優勢互補，為中日兩國老年人帶來更多福祉。

中日均已進入老齡社會并處在不同階段

國際上通常將老齡社會分為三個階段，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總人口的7%、14%和21%，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0%、20%和30%時，分別稱為老齡社會、深度老齡社會和超級老齡社會。

參照這一標準，目前我國尚處于老齡社會的初期階段。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有2.49億人，在總人口中占比為17.9%，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有1.67億人，在總人口中占比為11.9%。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人口數據中，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比為56.1%，70~79歲中齡老年人口占比30%，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占13.9%。低、中齡老年人口在我國老年人口中的占比較高，我國還處于老齡社會的低齡階段。

預計我國將于2025年進入深度老齡社會，2035年進入超級老齡社會。未來，我國完成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還有不到20年時間的窗口期。在此期間，要做好制度、產業、社會理念等方面的準備工作。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不僅發展速度快，同時還面臨著嚴重的高齡少子化問題。中國老齡化程度比日本滯后約30年，但具有老年人口數量龐大、發展速度快、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等特點。在建立醫養照護制度方面，中國可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并吸取其政策失誤帶來的教訓。

日本建立醫養照護體系的經驗與教訓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逐步完善了全民養老、醫療、照護三大保險體系，建立起較為完整的養老、醫療、照護相結合的醫養照護制度，實現全民皆保險的社會保障。這種社會保障體制，突破了優先保護勞動力、發展經濟的德國社會保障模式，更多接受了普遍福利制的英國社會保障模式，但也為以后社會保障財政支出惡化留下了隱患。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低速增長，政府財政收入增幅下降，老年人免費醫療制度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財政補貼社會保障資金瀕臨枯竭，全民皆保險的國民健康保障體系瀕臨崩潰。為此，日本政府對社會保障財政支出采取了緊縮政策。

為改變社會福利擴大化傾向，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使家庭和個人分擔更多養老責任，日本于1982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法》，將65歲以上的臥床老人和70歲以上老年人從國民健康保險中剝離出來，全部納入該法的保障范圍。1984年修訂《國民健康保險法》，將被雇傭者的醫保補助從100%降到90%，被雇傭者家屬門診補助從80%降到70%。1986年修訂《老年人保健法》，取消老年人免費醫療制度，增加患者自付部分。《老年人保健法》體現了重視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保健的理念，并促成保健與醫療兩個體系的接軌。

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低迷、財政收入銳減的背景下，日本借鑒德國照護保險制度，于1997年通過《介護保險法》，并于2000年實施。

當時的日本，面臨著高齡少子化問題的嚴峻挑戰。

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2016年，日本嬰兒出生人數不足98萬人，這是日本自1899年采用現行統計方法以來，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萬。目前日本人口平均壽命為83.7歲，排名世界第一，實際已進入“超高齡超少子化”社會。

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照護師嚴重短缺。日本介護保險制度實施后，催生了與醫生、護士職業相銜接的照護師這一新職業。社會對照護師需求與日俱增，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有照護師183萬人，需求缺口38萬人。據日本經濟產業省估算，到2025年照護師的供應量為215萬人，缺口將擴大到43萬人；到2035年時，供應量為228萬人，缺口將進一步擴大到79萬人。

國家面臨沉重財政負擔和社會保障制度能否持續的困境。日本經濟產業省數據顯示，1970年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時，社會保障給付費用為61.0兆日元，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僅為5.77%。2016年該給付費用已上升至385.9兆日元，占比達30.65%。

為解決上述問題，日本政府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建立介護保險制度。為有效利用社會資源解決高齡失能失智老年人照護問題，減輕家庭養老負擔，從2000年起，日本實行了介護保險制度。按照這一制度，照護老年人既是家庭責任也是社會責任；政府、企業、家庭有義務共同為老年人提供幫助；老年人享受醫養照護服務應建立在“自立”與“受援”基礎上。介護保險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老年人醫療費用高漲給國家財政帶來的巨大壓力，降低了失能失智老年人醫養照護的社會成本，帶動了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醫養照護產業發展和服務質量提高，為老年人醫養康復輔具產品的創新研發投入提供了市場空間。

創建社區綜合介護支援服務模式。建立了整合醫療、科技、社會福利、教育資源跨專業合作溝通平臺——社區綜合介護支援服務體系，以老年失能者住家為起點，在30分鐘車程范圍內提供“長期照顧、醫療、住宅、預防以及生活支援”等資源一體化的照護服務。

完善法規制度促進老年人就業。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2016年日本政府提出1億人總活躍計劃，改革勞動制度、資助家庭生育；2017年推出育人革命，實施“生產性革命”和“育人革命”雙輪驅動；2018年頒布老齡社會對策大綱。為鼓勵企業雇傭65歲以上老年人就業，2016年修改《高年齡者雇傭安定法》，2017年修改《雇傭保險法》，讓有就業意愿的65歲以上老年人繼續工作。

實行照護師證照分級制度。國家建立照護師職業資格證書分級制度，提高照護師的社會地位，讓社會充分認同照護師工作價值，增強他們的職業榮譽感。

采取增稅措施解決財政困境。為使社會保障制度有穩定財源，日本政府實施了增稅政策，從1997年4月開始調高消費稅率，從3%上調至5%，2014年4月從5%提高到8%，并計劃在2019年10月再提高至10%。

重點培育中日兩國醫療養老照護項目合作

目前，我國醫養照護制度體系尚在完善之中，隨著人口老齡化給經濟社會帶來的壓力日益加大，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加快應對老齡化的制度體系建設，在人口老齡化從低齡向高齡階段發展的窗口期內，重點加快建立長期照護保險制度。

中日兩國老齡化發展階段不同，兩國在醫養照護領域開展合作的空間較大。日本的老年人醫養照護體系，有完善的醫療和照護制度保障，養老護理機構有精細化的管理服務經驗和專業技能，為老年人生產康復照護輔具和智能設備產品的制造業具有嚴謹細致的工匠傳統。在中國，醫養照護服務產業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并具有廣闊市場前景。中日兩國開展醫養照護項目合作交流，可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提高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和水平。

針對中國醫養照護方面存在的難點痛點問題，建議重點培育中日醫療養老照護的項目合作。

積極推動中日醫養照護產業交流合作。目前，中國醫養照護產業發展遠不能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存在巨大市場增長潛能。圍繞老年人衣食住行、生活照料、醫療服務、康復護理等多個領域，應積極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同時，可學習借鑒日本老齡事業發展的成功之處，提高我國醫養照護產業各領域的深度融合，推動醫養照護產業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組織變革，增強產業創新力和競爭力，形成我國老年人醫養照護的新業態。通過政府支持、企業合作等多種途徑，推動中日兩國在老年人養老用品、健康旅游、康復護理、醫養照護等產業開展深度合作。

建立中日醫養照護人才實際操作技能培訓項目合作。目前，中國醫養照護服務業尚處于發展階段，養老機構提供的大多是簡單生活照料服務。按照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醫養照護服務業發展規律，中國也將逐漸形成專為老年人提供的慢病與健康管理、康復護理、心理健康與營養干預、醫養照護、失能人群特護、安寧療護等精細化專業化服務業態。醫養照護機構需要大量受過專業培訓的技能型人才。為此，需要加快建立醫養照護實際操作技能職業培訓體系。在這方面，日本積累了豐富經驗，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康復護理理論和實際操作職業技能體系。中日兩國醫養照護培訓機構建立合作，開展實踐技能培訓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國醫養照護人員技能和管理水平。同時，可發揮雙方優勢，為中日兩國培養更多專業化職業化的醫養照護人員。

積極推動中日兩國醫養康復護理輔具生產企業合作。目前，我國有近4000萬名失能老年人，他們對醫養康復護理輔具的需求量很大，而我國該產業還處于起步階段，企業小，產品差別化程度不高，技術含量較低，新產品研發能力較弱，多功能、智能化、個性化的產品較為缺乏。日本在醫療養老康復護理輔具研發方面居世界前列。可開展中日醫養照護康復輔具企業合作，提高我國相關企業研發制造水平，為我國老年人提供更多生活便利，也為中日兩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市場。

（作者：姜春力，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黨委副書記、信息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