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四十年前，我曾陪同著名作家黃宗英女士從上海趕赴數千公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采訪常書鴻先生。四十年后，回憶起那段往事，我至今夜不能寐。常老，在千里的戈壁沙灘上，默默守護和研究著敦煌石窟藝術，為了祖國的藝術寶藏，他舍棄了優厚的生活，甚至舍棄了家庭和婚姻，獨守荒漠，一待就是幾十年。

從年輕帥氣的小伙到白發蒼蒼的老人，常老并無怨言，他甚至常常還會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沒能把敦煌的寶物完全保護好，發掘好。正是這樣一位令人敬佩的高尚長者始終讓我難以忘懷。他就像敦煌藝術一樣，永遠屹立在茫茫戈壁，永不頹敗。

啟程

1979年，黃宗英向上海文藝出版社報了一個寫作計劃，準備去拜訪遠在敦煌莫高窟的常書鴻先生。那一年，黃宗英56歲。

“文革”后的上海文藝出版社，集中了一批無所歸屬的老作家。除黃宗英外，還有菡子、哈華、王西彥、茹志鵑、趙自等。他們都是原來作家協會的人，作家協會解散了，沒地方去，就安排到了出版社。那一年，我23歲，剛進出版社，和他們在一個辦公室。平時，他們也不是每天都來，只是有事才會露面。

黃宗英的寫作計劃得到了出版社的關注，很快就批了下來。由于敦煌距離上海遙遠，而且大家對那邊情況也不十分清楚。慎重起見，出版社安排我陪著黃宗英一起遠赴敦煌，萬一有什么特殊情況還可以多個人救急。

臨行前，黃宗英的丈夫、著名演員趙丹專門為常老寫了一幅字——“不服老”，草書。那時候的趙丹已經可以回家了，也沒什么事，就專心畫國畫，牡丹山水之類的。我也不是很懂，無法評判，但感覺他畫得很不錯。

從上海去敦煌，要先坐飛機飛到蘭州，然后換從上海到烏魯木齊的火車，在甘肅的最后一站柳園下車，那里已經離敦煌很近了，300公里。我們走之前，給常老打過了電話，他知道了我們的行程。

要出發了。黃宗英叫家里的老阿姨去菜市場買了一大堆新鮮蔬菜，用很厚的塑料袋裝了起來。她說，敦煌那地方吃不到新鮮蔬菜，所以要帶去。

從蘭州上了火車之后，聽說乘客里來了黃宗英，列車員們都擠過來看熱鬧。因為是上海鐵路局的車，列車員也都是上海人，因此，多少都聽說過黃宗英。當時，黃宗英著急要把那袋子蔬菜安置好，因為我們從上海出發時已是大熱天，盡管蘭州沒有上海那么熱，但要是繼續這么捂著，恐怕菜非壞了不可。幸好，列車上有冰柜，趕緊放了進去，這下我們也就安心了。

蘭州距離柳園還有1000多公里，火車很慢，開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傍晚才到。從火車上下來，柳園漫天飛雪。

想想上海的酷熱，轉眼就到了寒冬，恍如隔世。

常老親自坐車來柳園接我們。車是那種綠色的北京吉普。常老說，凍壞了吧？

常老叫黃宗英“小妹”。

相遇

第一次見到常老，覺得他是一位很憨厚、很和氣的老人，身材魁梧，不像是江浙人。但他講的是浙江話，口齒不大清楚，聽起來有點費勁。不過，在這茫茫戈壁上，突然能聽到吳儂軟語，也是讓我倍感興奮。

車子在戈壁灘上飛奔起來。

接站的人帶來了綠色的軍大衣，要我們趕緊穿上，不然容易著涼。其實，所謂的路根本不像樣，坎坎坷坷，汽車一路顛簸。終于遠遠望去，一座高大的沙土山上，有著無數的洞窟，還有著與山一樣高的寶塔一般的門樓。

這就是莫高窟了吧，我想。

汽車又開近了點，看到進洞窟前有一個門樓，牌匾上題寫的是“三危攬勝”四個字，好像是郭沫若先生題的。

當晚，我們在莫高窟前的招待所住下了。

莫高窟的夜靜得出奇。

次日，我們先去了常老的家，見到了他的夫人李承仙。去之前，我看過一些資料，知道李承仙是常老的第二位夫人。原先的夫人，即從法國跟著常老一起回來的陳芝秀，因為忍受不了戈壁灘的寂寞與枯燥，逃離了莫高窟。后來，常老在重慶去莫高窟學習臨摹壁畫的女學生中認識了李承仙，并與之結為夫妻。

黃宗英當場拿出了趙丹的題詞“不服老”送給常老，常老激動地舉起酒杯說：“阿丹，寫得好！”

隨后幾天，我們跟隨常老一同參觀莫高窟。常老邊走邊講，能有他這樣一位大藝術家為我們“服務”，真是莫大的榮耀。在這杳無人煙的戈壁灘上，常老名聞遐邇，但他卻絲毫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經常一邊講解一邊和黃宗英開著玩笑。

莫高窟的夜晚來得特別晚，時鐘幾乎已經指向了十點，但太陽還沒有落山。這里與東海邊上的上海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時區。與我們一起坐飛機來莫高窟的還有一批日本人，幾天以后，我們竟然在莫高窟又相遇了，再次謀面，我們彼此都驚呼起來。后來，他們發現我們與常老那么熟絡，才知道我們也是為莫高窟而來的，并非旅游者。

尤其是，這群日本人見到常老，無不畢恭畢敬。經過翻譯的介紹，才知道他們來自京都大學，其中有好幾位都是敦煌學的研究者。他們對常書鴻的名字簡直是如雷貫耳，充滿了敬仰與尊重，希望能與常老好好座談一次。這個請求，他們當面不好意思說，就找到了我，拜托我向常老轉達這個意愿。

我轉達到了，常老同意。

飛機上還有兩位香港女孩，他們倒是真正的旅游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眼見那么多千年遺存，心情無比激動。兩個女孩萬萬沒想到，會在這個地方遇到像我這樣的上海青年，所以也很好奇，經常與我一起寒暄。

當時，日本NHK電視臺也派出了一個《絲綢之路》攝制組，來莫高窟取景。他們要在這里拍攝一部長篇的紀錄影片，希望能采訪常書鴻，要老人出鏡。

黃宗英從上海帶來的新鮮蔬菜當天就拿出來交給了李承仙。大家看到難得一見的蔬菜，高興得都叫了起來。當晚，我們在常老家里吃了飯，那真是難忘的一餐。

黃宗英告訴我，采訪要仔細，因為常老的經歷實在復雜，經多見廣，如果搞不清楚，會出笑話的。在黃宗英之前，報告文學作家徐遲也寫過常書鴻，《祁連山下》發表后，非常震撼。

我們就與常老商議采訪之事。常老說，可以的，不急。

轉移

敦煌地處沙漠深處，空氣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陽底下，身上會感到非常熱，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陽底下，頓時很涼爽。當地人告訴我，這是因為空氣干燥，傳熱能力很差，陰涼地與陽光下，好像不是同一個季節。

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紀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員，他們每天都會端個小板凳，進入洞窟。在那里具體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專門去臨摹壁畫的，也是端個板凳，一進去就是一天。他們的畫，筆法很細，都是那種線條畫，但是，色彩很鮮艷，畫好了，還要把本來鮮艷的顏色做暗，這是為了與壁畫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無人煙，因此，整個莫高窟完全不用擔心會有人來破壞，管理自然而松懈。

常老帶我們去看了一處藏經洞，也就是石窟邊上的一間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據說，這個洞是常老來到敦煌后才被他發現的，從里面取出來一批佛經的手抄卷，價值很高。

到了中午，研究人員就會回家吃飯，有點像是在地里干活的農民。他們無論男女，腦袋上都捂個毛巾，為的是不被日頭曬著。其實，回家也沒有幾步路，他們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帶個小院子，和農村基本沒什么兩樣。

常老的家也是這樣，只不過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書籍以及畫冊，顯得十分洋氣。

我們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開始刮起大風，飛沙漫天，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常老要我們趕緊躲進屋里去，不要出來，關緊門窗。而那個日本攝制組的人卻興奮得手舞足蹈，大聲嚷嚷著：“就等這一天了！”說完扛起攝像機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飛舞的沙塵中。

我趕緊讓黃宗英進屋，自己隨后檢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關嚴實了，這時候才發現窗子是雙層的。原來，這里早有對付這種異常天氣的辦法。

我把自己屋里的窗簾也拉了起來，然后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與外界隔絕，以為這樣就可以免受風沙的侵擾了。躺在被窩里，耳畔是呼嘯的狂風，那風聲簡直就如同狼嚎一般，異常恐怖，一陣高過一陣，把招待所的門窗撞得叮咚直響。

我在這恐怖的聲音中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起來才發現，其實門窗根本不夠嚴實，沙塵全部順著門縫鉆了進來。被子上有著厚厚一層沙塵，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風沙已經停了，藍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現在眼前。

我趕緊去看黃宗英。她也已經起來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話說，吹得來一塌糊涂。

常老說，根據天氣預報，這幾天還會有更大的風沙來襲，為了不影響采訪，準備把我們轉移到敦煌縣城內的國際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們一起去，那里的條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飯之后，我們就坐車去了敦煌縣城。

說是縣城，其實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沒有什么城鎮的樣子。我們來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機說，這就是國際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這。于是，幫著我們把行李搬了進去。

雖說還是平房，但條件已經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飯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幾凈，坐得也寬敞。大圓桌上吃飯，端上來稀飯饅頭，還有榨菜。服務員端著一盤炒雞蛋上來，黃澄澄的，看得讓人嘴饞。結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雞蛋是甜的呀？我們問。服務員卻說，這是縣長吩咐專門為你們做的。縣長說了，上海人愛吃甜的。

常老也隨我們一起搬進旅社，和我同住一室。

告別

采訪開始了。

為了能把采訪內容完整記錄下來，我們向旅社借來了錄音機，那種轉盤式的，這在當時已是很先進的設備了。錄音帶是一盤一盤的紫紅色帶，錄音時需要把磁帶繞在磁頭上，隨著常老的話語，磁帶開始轉了起來。

無論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準備，但對于常老的經歷來說，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還是無法全部聽明白。在常老的講話中，時不時地會出現一些人名，如張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張大千、向達、馬步芳、冼星海、聶耳、林徽因、梁思成等。

我只負責為常老和黃宗英的對話采訪錄音，同時也是他倆唯一的聽眾，盡管很多內容對于我當時那個年紀來講，根本無法聽懂。

我覺得，常老所談的經歷就像一個從遠古過來的人一樣，很多事情是我只在書上看到過或接觸過的，但常老居然是親歷者，甚至連冼星海這樣的大音樂家他都熟悉。

在采訪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們在蘭州舉辦敦煌臨摹壁畫展，結果來了一位美國女士，在仔細觀看展覽后，她找到工作人員詢問，這些畫都是誰畫的？工作人員找來了常老，常老告訴她，都是自己的女兒常沙娜畫的。

隨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邊，這位美國女士看到常沙娜還那么小，就問，她現在住在敦煌嗎？她讀書怎么辦？常老把女兒在敦煌的情況跟她說了一下。那位女士說，我在中國還有一年的教書時間，一年以后，我會再來敦煌，想把常沙娜帶到美國去讀書。

一年之后，這位美國女士沒有食言，又來到敦煌，她為常沙娜辦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續。常老沒有想到她會那么認真，就把女兒托付給了這位異鄉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隨她去了美國讀書。新中國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國，參與國家建設。后來，她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多年，也是敦煌藝術的研究專家。

這樣的采訪一連幾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飯過后，常老就開始講述，黃宗英用上海話打趣說：“儂好交代問題了。”常老哈哈笑著說：“好額，我交代。”

黃宗英也是浙江溫州人，與常老是浙江老鄉，他們同時又都會說上海話，因此，語言交流幾乎沒有障礙。只是常老的口齒實在有些模糊，有好幾次都被黃宗英打斷：“儂‘剛’糊涂了。重新‘剛’。（‘剛’即上海話重新‘講’的意思）”常老樂呵呵地說：“好額好額，我交代。”

常老與我同住一屋，讓我有點手足無措。可他很隨和，經常和我說笑。我當時并不知道常老的年紀，后來查了一下才發現他已經75歲了。

雖是浙江人，常老卻是滿族，或許祖上還是蒙古族也說不定，因為常老的身軀明顯不是江浙一帶的人種，可以用高大威猛來形容。

常老的嘴唇很厚，說起話來就阻擋了口音，因此顯得口齒不清。他的語言保持了浙江話原有的調子，如果不是江浙一帶的人，很難聽懂。常老說我上海話講得好。其實，我的上海話很差，因為父母都是北方人，從小又都生活在部隊大院，根本沒有人說上海話。所以，我直到現在都不是經常說上海話。

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常老每天早上起來之后會在屋子里用冷水擦澡，雖說不是寒冬臘月，但敦煌這地方的冷水簡直跟冰水沒有什么區別，用這樣溫度的水擦身，沒有好體魄是難以支撐的。

常老說，他幾十年來都如此。

我漸漸明白，常老之所以能在這個寂寞枯燥的戈壁灘上一待就是幾十年，沒有一點本事和信仰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是頂著多大的壓力才堅持下來的呀！

有一天，常老說，我們要去一個新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常老沒說。

那天中午睡了個午覺，一直快到三點，才有人來叫我們。我心里想，為什么這么晚才出發呀？

我們總共兩輛車。在戈壁灘上，單獨的汽車是不敢出行的，必須是兩輛車以上才能夠上路，因為茫茫戈壁，萬一汽車有個什么閃失，根本無人可求。

汽車奔馳著。從車窗向外望去，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大路筆直，一直升到天邊。天空中沒有什么云彩，碧藍碧藍的。常老和我說，我們要去看的是陽關道和獨木橋。

汽車開了很長時間，才到了獨木橋和陽關道，其實只是戈壁灘上的景色，并沒有什么真正的獨木橋和陽關道，倒是見到了幾幢高大的烽火臺，據說那是古人專門用來傳遞信息的，幾百公里都能一眼望見。

我有一種回到古代的感覺。

在敦煌的采訪已經接近尾聲了。我對這個剛剛熟悉起來的環境有點眷戀了。更主要的是，因為常老，離開這樣的一位老人，我心里絕對不舍。我也不知道老人還將要在這里待多久，他內心的希望又是什么？

告別常老的時間終于來臨了。我們和常老告別，常老及夫人站在帶有暮色的晚霞中向我們揮手。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時候能再來，重新看到常老和千佛洞。

學人小傳

常書鴻（1904—1994）浙江杭州人，中國畫家，敦煌學專家。1927年6月赴法國留學，11月考入法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預科學習。一年后提前升入專科，學習油畫。1936年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38年抗戰爆發后，隨國立藝專遷校云南，任代理校長之職。1943年3月到達敦煌。1944年元旦，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任所長。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業局，轉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3月，調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舉家遷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學參加85周年校慶，10月在學校與夫人李承仙合作繪制大型油畫“攀登珠峰”。在常書鴻辛勤工作的幾十年中，為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組織修復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還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多次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向更多的人介紹敦煌藝術。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在京逝世。依照遺囑，其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畫作捐獻給了浙江省博物館。

（作者：魏心宏，1954年12月出生于上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界》雜志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