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因明研究”課題組成員、上饒師范學院副教授

近百余年來，我國學界圍繞因明展開了多角度的研究，試圖在這門古老的學問中發掘一些新元素，尋找新的增長點，以推動其向前發展。所謂因明研究的哲學、語言學、史學、佛學、邏輯學范式就是在這種探討中逐步形成的。其中，最具影響力、最具沖擊力以及最具爭議的是邏輯學范式。

因明的復興與邏輯轉向

因明源于古印度，邏輯源于西方。對中國而言，因明和邏輯都是外來之學。因明分別于公元5世紀、7世紀和9世紀傳入中國。第一次傳入影響甚微。第二、三次傳入促成了中國因明的“一體二支”（即中國因明及漢傳因明和藏傳因明）的形成。邏輯分別于17世紀、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邏輯第一、二次傳入的結果類似因明的第一次傳入，直到清末民初邏輯的第三次傳入，因明和邏輯學二者之間才開始交匯、碰撞，導致了后來長逾百年因明研究的邏輯轉向。

自唐以降，因明之果幾為僧侶獨享，世俗罕有觸及。后近千年因明在漢土幾近亡絕。及至清末民初，天下雖風云巨變，因明卻得以復興。何以如此？概言之，國弱民窮、外憂內患之時局，民族救亡之動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觀念，西學東漸之潮流，邏輯再傳入之契機，佛學亦成救國之方劑，皆成漢傳因明近代復興之因。然僅就學術而論，邏輯的再傳入以及佛學的復興最為重要。因明的復興以及邏輯的再傳入只是創造了二者交融的條件，而促使因明研究發生邏輯轉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學者的先行研究所產生的影響；二是中國學者對于因明和邏輯二者之間相似性的覺悟。

轉向期間的幾種學說

受西方邏輯在中國傳播的影響，因明的邏輯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傳統邏輯為主線，尤以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為主要理論，對因明進行了一系列的闡釋和比較；第二階段則以現代邏輯尤其是數理邏輯為主線，對因明進行了新的解讀。這兩個階段形成了幾種代表性學說：演繹歸納說、歸證說、最大限度類比說。

演繹歸納說的要義是：因明三支論式既有演繹又有歸納的元素。前者顯現于與三段論比較之時，后者顯現于由喻依到喻體所展現的過程。大多數學者支持此說，這其中包括了那些持傳統邏輯觀主要以三段論解讀因明的學者，也包括持現代邏輯觀主要以數理邏輯解讀因明的學者。

歸證說由霍韜晦提出。所謂“歸證”，實為“歸溯”和“回證”之合說。“歸溯”指由宗溯因或由果溯因的過程，“回證”則指自因證宗或由因證果的過程。因明論式具有這種歸證形態，或者說蘊含了這樣兩個過程，而其中的“歸溯”是歸證說的核心。歸證說雖為一家之言，但與其相近的思想不僅在陳大齊的《因明蠡測》中有所顯露，在西方邏輯的溯因推理中也可找到一些相近的元素。

最大限度類比說是鄭偉宏提出的。此說的要義為：同異品、同異喻依、因后二相、九句因、同異喻體皆須除宗有法；陳那因明或論式的邏輯性質是類比的，而非演繹的。該說自問世起就因其特異的“除外”之說以及廣泛的批評指向，引起同行關注，引發了多輪論戰，至今尚無停止的跡象。或許，此亦為該學說的一種特殊意義。

意義與局限的認知問題

圍繞因明研究的邏輯轉向，學界幾經爭議，最終聚焦于因明的邏輯研究是否得當以及是否有必要繼續的問題，實質涉及如何看待邏輯轉向的意義及其局限性的問題。

首先是對意義的認知問題。針對邏輯轉向種種質疑聲和反對聲，支持者認為，邏輯只是因明諸多研究視角中的一種，從公平性而言，這類研究無可厚非。邏輯轉向的積極意義在于，它加速了因明由廟堂走向世間的腳步，也促使因明體系由封閉走向開放。更重要的是，邏輯的介入更凸顯了因明之“所是”與“所非”，邏輯對于論證、推理以及定義的嚴格要求，對于語言清晰無歧義的要求，使我們對于因明有一個更準確的認知。

從字源本義看，因明是關于因的學問。從佛教的角度看，因明被列為僧侶必修的基礎學問，被視為護教、提升思辨力以及佛法領悟力的工具。從廣泛的功能看，因明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問。從起源及其發展史看，因明是一門源于古印度的自成體系的學問。

對于上述認知，如果認識不到前三點，則易導致偏離本義，這無疑是斷其根、失其本，活學問變成死學問；忽略最后一點，則易導致因明成為邏輯的附庸，使得該學問喪失其本來意義與天然的獨立性。由此，我們更堅信因明不是邏輯，它不可取代，也不可歸約。無論就歷史還是就現實及未來而言，皆是如此。

在學術研究中，人們有理由對因明比附邏輯或邏輯強解因明的現象提出批評，但此錯不在因明研究的邏輯轉向，而在研究者自身。簡言之，這屬于研究失位，主要是研究者對因明或邏輯本身把握不準所致。為此，研究者應該自我反省，而不應該否定邏輯轉向的意義。

其次是局限性問題。邏輯不是萬能的，其自身也有這樣那樣的局限。因此，只戴著邏輯的眼鏡看因明，邏輯的局限也會成為因明的局限。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研究者的局限，譬如受限于視野、格局、學識等所導致的偏見，往往具有潛在的破壞力，常常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在因明研究的群體中，有些學者強于邏輯而弱于因明，有些學者則強于因明而弱于邏輯，他們對于因明研究的邏輯轉向往往因為各執己見而爭論不休。

與此相關，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有些學者研究因明，僅僅涉及傳統邏輯的層面就急著“果斷地”下定論，對于蓬勃發展的多姿多彩的現代邏輯卻視而不見，或知之甚少。憑借這種淺嘗即止的研究所下的結論，有多大的說服力？

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

對于中國因明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的預判，必須基于對百年來因明發展歷史的了解。自1896年楊文會于金陵刻經處刊印《因明大疏》以來，因明開始從寺廟走向了世間，更確切地說，是走向了學校、走向了學界。僧俗共研因明共享其果的局面業已出現。這是一種了不起的進步。然而，大眾不知因明為何物依然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因此，未來因明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如何讓因明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間。顯然，只有理論研究是不夠的。這實際上已經暗示了一條未來發展之路，即應用性研究之路。這實際上也是一條契合因明實踐本性的路。

從邏輯的角度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及歐洲興起的非形式邏輯運動，或許能起到很好的借鑒作用。相比于西方的傳統邏輯、數理邏輯以及更后期的非經典邏輯，非形式邏輯與因明之間表現出更多的共性，二者的比較似乎更容易展示因明的“論辯”本性。盡管此類研究在國內尚未全面展開，但其光明前景可期。這可能是漢傳因明邏輯研究的未來路徑之一。霍韜晦的歸證說給現代學者的一個啟示是：西方邏輯中與之相近的溯因推理或可為漢傳因明研究帶來新的視角。這可能是漢傳因明邏輯研究的另一條未來路徑。

近來，漢傳因明學界有一種強調研究量論甚至以量論代替因明的聲音。研究量論是重要的，依量論和知識論的相近程度看，這是一條哲學之路，而非邏輯之路。量論研究在藏語、蒙語地區一直進行著，量論研究不能取代對因明的邏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