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噩耗傳來，于敏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國痛失了一位在中華大地上成長起來的杰出物理學家，我們失去了一位聰慧而親切的良師益友！五十多年的相處歷歷在目，他的辭世，令人悲痛！

早年的于敏先生，從北京大學畢業后，在原子核基礎理論方面做出過一系列新穎的成果，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評價和關注。1961年初，錢三強請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他義無反顧投入其中。1965年初，他的研究組由原子能研究所調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他和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等帶領大家集中精力突破氫彈原理。

在充分學術民主的基礎上，1965年下半年，于敏先生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的計算機，對有希望的氫彈構型進行數值模擬計算，通過大量計算、思考、討論、分析，他敏銳地發現了驅動熱核材料聚變燃燒的途徑，攻下了突破氫彈原理的第一關，也就是他向鄧稼先報告的“牽住了牛鼻子”。

經過千軍萬馬的一系列努力，我國在1966年12月28日，成功進行了氫彈原理試驗。我們小組當時負責這次試驗的測試診斷項目，特別是速報項目的理論計算。氫彈具有明顯不同于原子彈的物理特征，試驗零時后幾分鐘，在試驗現場，于敏、周光召等與負責測試和理論計算的同志一起，即明確判斷了氫彈原理試驗的成功，這是我國掌握氫彈的實際開端，按這個時刻計算，我國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氫彈試驗成功，只用了兩年兩個月的時間。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首顆全當量氫彈試驗。氫彈的成功顯然是集體的事業，但在氫彈的突破和發展的過程中，于敏先生作出了最突出的關鍵性貢獻。

在這里，我講一個親歷的小故事。1966年，我們在上海華東計算所算題。當時的計算機是把每個時刻的計算結果打印在一張紙帶上，于敏先生和幾位同事，盯著紙帶上打印出來的物理量隨時間的變化。突然，于敏先生指著一個物理量說：“不對了，這個物理量錯了！”

我們知道，具體數值是很難用心算給出的，于敏先生是從這個物理量的變化趨勢判斷出錯誤的。于是，大家開始查找錯誤的根源，搞物理的、搞計算數學編程序的，分別查找無誤，最后查找計算機，這些物理量是通過計算機里的一個個加法器算出來的，當時是晶體管計算機，加法器是裝在許多柜子里的眾多晶體管，就這樣跟蹤找下去，結果發現執行這物理量計算的晶體管壞了！把它換掉再算，物理量的變化就對了。大家都很興奮，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計算機一個硬件的錯誤，著實令人佩服，這真是基于物理的“人工智能”呵！

于敏先生是一位學術功底深厚且嚴謹務實的科學家。在“文革”中受到無端批判時，他唯實不唯上，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只要能參加的業務討論，他都盡可能地幫青年人出主意、想辦法。我們曾經遇到過一類特殊條件下的物態方程問題，他就給了我一份“稠密液態理論”方面的文獻說：“你看看，可能有幫助。”

國家863計劃啟動后，于敏先生任我們激光專家組的顧問，2001年成立了先進防御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他任我們專家委員會的顧問。他認真參加每次討論，發表有見地、有價值的意見。與此同時，他又和王淦昌、王大珩先生等，推動我國的激光核聚變事業，為此付出了巨大辛勞。

于敏先生在從事任務性強的應用研究時，高度重視相關的基礎性研究和學科建設，他大力推動和支持了我國核數據中心的大協作；等離子體X-射線激光研究和激光核聚變研究深入開展后，提出了對原子—分子數據，特別是高剝離態原子數據的要求，為此，他大力支持了中國原子分子數據研究聯合體（CRAAMD）的工作和國際交流。

于敏先生的科學實踐，完美地闡釋了科學精神：求真務實，不斷創新是其特征，而家國情懷是其精神內核。他代表的一代科學家，深知近代中國飽受災難和屈辱，一定要改變國家的面貌，振興中華。可以說，以民族振興為己任的奮斗精神，是這一代人的精神支柱。這種精神使他們不在意各種物質上的困難和各種折騰，矢志不移地去實現國家和人民的目標。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凝煉了十個字的事業文化“鑄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這個脊梁正是指的這種奮斗精神。這是眾多“于敏們”留給后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科學家于敏有很高的人文素養。他崇尚“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能完整地背誦諸葛亮的《出師表》。雖然工作的重責使眉頭緊鎖成了他常有的表情，但他也有著喜歡京劇等愛好和愛家情懷。工作中嚴謹的他，對同事卻是平易近人，尤其關心青年一代。我們這個單位不習慣稱呼頭銜和職務，而是以“老、小”相稱，五十多年來，我們一直稱呼他“老于”。我感到，這不僅是一種稱呼，也是一種溫度，是這個集體的一種凝聚力吧。如今，他走了，但“老于”會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作者：杜祥琬，系中國工程院原院長，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