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儉明：語言研究并不枯燥

陸儉明，1935年生，知名語言學家,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語委咨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海內外17所高等院校的兼職教授；曾任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研究所副所長、新加坡教育部課程發展署華文顧問等。2000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大陸杰出學人獎”；2003年9月獲得教育部第一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2011年榮獲北京大學2011年度國華杰出學者獎。從20世紀50年代末，陸儉明就投身于現代漢語研究，在現代漢語句法、現代漢語虛詞、對外漢語教學、中學語文教學以及中文信息處理等諸方面都頗多建樹。迄今已發表學術論文440余篇，為他人著作寫序80余篇，出版專著（獨著或合作）15部，主編或參與編寫各類教材和工具書20部。

【大家】

太湖之濱，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洞庭東山，是恩師陸儉明教授的出生地。2015年11月，我們幾名弟子陪著陸先生和師母馬真先生一起到東山探訪舊跡，陸先生指著一處房子說：“那個位置就是我家過去租住的地方，那時家里窮，根本沒有自己的房子。”

1955年高三畢業時，陸先生原本想報考清華大學電機系。可臨報名，校長及班主任卻動員他報文科：“現在國家需要文科人才，你語文學得不錯，文筆也可以，組織上希望你報考文科。”陸先生聽完，二話不說就同意了。

“那時候，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特別是對我來說，對黨一直有一種感恩之心，因為解放了，我才有了上大學的機會。”陸先生回憶說。1955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制五年。1960年7月本科畢業后留校任教，直至2010年9月退休，整整從教50年。

才 華

進入北大后，中文系舉行迎新會，系主任楊晦教授說了幾句歡迎詞之后，話鋒一轉：“你們到北大中文系來都是想當作家的吧？今天我先給你們潑一盆冷水——北大中文系從來不培養作家。北大中文系是為國家培養研究中國文學、研究漢語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及新聞工作者的。”

漢語言文學專業到三年級時，要分文學和漢語兩個專業方向。系領導又來動員已是黨員的陸先生：“現在報漢語專業方向的人很少，你能不能帶個頭報漢語方向啊？”“既然組織上要我報漢語方向，那就漢語方向吧。”于是，陸先生進入語言學這個領域。后來，他甚至慶幸自己的選擇，語言學更接近理科，一篇文章出來，只要是以語言事實為依據，有理有據，不要說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都站得住，人家都還要引用。

當時，王力、魏建功、高名凱、岑麒祥、袁家驊、周祖謨、朱德熙、楊伯俊等先生都承擔了語言學方面的本科生課程。在諸多大師的引領下，陸先生很快對語言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并展露出過人的才華。

陸先生獨立研究的第一篇成果是1959年10月在《中國語文》上發表的《現代漢語里面一個新的語助詞“看”》。那時，他還是個本科生，當時有一部《現代漢語》教材把“試試看”分析為連動結構，將其中的“看”視為一個實義動詞；同時，語言學家林漢達先生在《動詞的連寫問題》一文中將“看看看”看作北京話里動詞的雙重疊形式。

對于這樣的處理，陸先生有疑問：“試試看”中的“看”毫無動作義，能將“試試看”處理為連動結構嗎？如果“看看看”是動詞“看”的雙重疊式，那么為什么只有“看”有這樣的重疊式，而其他單音節動詞都沒有這樣的重疊式？為此，他收集了現代漢語中的大量例句，從語音形式、語法意義和語用特點等方面對“試試看”和“看看看”里后面那個“看”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分析，并初步考察了這個“看”的歷史發展。最后認為，盡管“看”原本是個動詞，但在“試試看、嘗一嘗看”和“看看看”這樣的結構中，“看”已經虛化為表示試探語氣的助詞。

雖然這只是一位年輕學子的文章，但由于論證充分，分析得當，其觀點和意見為漢語語法學界普遍接受。這篇處女作也成為陸先生日后科研的奠基之作。

1961年，朱德熙先生在《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在學界引起極大反響的《說“的”》一文，將現代漢語里使用頻率最高的“的”（包括處于狀語末尾的“地”）分析為形式相同的三個語素：“的1”是副詞性語法單位的后附成分，“的2”是形容詞性語法單位的后附成分，“的3”是名詞性語法單位的后附成分。“這種分析方法的實質是把兩個帶‘的’的格式語法功能上的異或同歸結為后附成分‘的’的異或同。”這套分析方法顯然是借鑒了美國描寫語言學替換分析法和分布分析法。《說“的”》雖然只討論了一個“的”字，卻涉及語法研究的整個方法論問題，特別是如何確定語法單位的同一性問題。論文發表后立刻引起整個語言學界的注意，圍繞它展開了語法研究方法論問題的探討。

陸先生積極參與了這一討論，并在朱先生指導下于1965年發表了《“的”的分合問題及其他》（載《語言學論叢》第5輯）。同年年底，他帶學生赴全國拼音掃盲模范縣——山西省萬榮縣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調查，回來后立即寫了《對語言學面向農村、面向實際的一點體會》，發表在《中國語文》1966年第2期上。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陸先生的教學、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斷，直到1978年高等學校恢復招生。他一心想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天天開夜車至深夜兩三點鐘。僅1980年一年，就在《中國語文》《語言學論叢》《語言教學與研究》等刊物上接連發表6篇文章。其中《“還”和“更”》《漢語口語句法里的易位現象》受到學界重視與好評，特別是《漢語口語句法里的易位現象》，這是他在漢語口語語法方面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迄今引用率都很高。

之后，陸先生幾乎每年都有數篇論文發表。

挖 掘

陸先生深受老一輩語言學家影響，非常重視對語言事實的挖掘。可以說，他前期（2000年之前）的研究工作，側重在從語言實踐活動中發現問題，挖掘語言事實。1980年他發表的《漢語口語句法里的易位現象》（《中國語文》1980年第1期），所談論的語言現象就是乘公共汽車時聽人家說話而注意到的（“你買票了嗎？”“買了，我。”）。

1982年，陸先生到北京語言學院（現為北京語言大學），為越南漢語教師代表團做漢語語法教學問題報告。報告結束后，一位越南老師問了他一個問題：《孔乙己》開頭有句話“魯鎮的酒店的格局與別處不同”，“魯鎮的酒店的格局”在層次上該如何切分？

陸先生腦海中閃現出許多類似的例子，如“我的哥哥的錢包”“王敏的弟弟的同學”等，于是對大家說，“我覺得應該是先把最后一個名詞切分出來，再一步一步往下分析。”之后，他琢磨這個問題，并從中悟出一個想法：如果多個名詞形成的“定中”偏正結構，各個名詞之間是層層領屬關系，那么這種結構在層次切分上，應該都是左向的。

同年在安徽大學參加中國語言學會年會，陸先生利用空閑時間向朱德熙先生就此問題進行請教。朱先生覺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可一旁的李榮先生卻說“這未必”。李先生舉出了一個反例：“父親的父親的父親”，不管從前往后切分（意即“祖父的父親”），還是從后往前切分（意即“父親的祖父”），語義組合的結果都是曾祖父。

陸先生一時不知如何對答。但他沒停止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回到北京后他聽從朱先生的建議，把研究范圍限定在由指人名詞構成的偏正結構上，收集了大量材料，并在朱先生的指導下，認真研究分析，最后證明自己最初的判斷是正確的，李榮先生說的反例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這種偶然的巧合即使在嚴謹的數學中也可能會出現。例如，“‘3+4×1’，不管是正確的先乘后加，還是錯誤的先加后乘，最后答數都是7。錯誤的計算思路也能偶然得到正確的結果”。

陸先生最后撰寫成題為《由指人的名詞自相組合造成的偏正結構》的論文，于1985年在《中國語言學報》上發表。此文至今仍是運用結構主義層次分析法研究漢語結構的經典之作。

1999年，我考上陸先生的博士生，最初的博士學位論文計劃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研究漢語的量范疇。陸先生開始也是認可的。但是，他11月去美國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一回來就給我打電話說：“張璐，你換換研究計劃，看能不能用生成語法的原則與參數理論研究漢語的一些移位現象。”

陸先生還帶回喬姆斯基最新的《The Minimalist Program》復印本讓我邊看邊試著翻譯。我當時感到十分意外，覺得很是棘手，因為此前完全沒有系統學習過生成語法，擔心自己能否啃下這塊硬骨頭。

陸先生知道了我的顧慮，對我說，“尋找一種新的方法、一種新的角度，前途可能有兩種：一是最終證明這種方法和思路是可行的，事實的分析能證明這種新方法的解釋比前人的分析更好；二是可能此路不通，但那仍舊是有價值的，說明這種理論目前來說，針對漢語解釋力不夠，就理論和方法本身還需要完善，這也可以給后人一個提示，‘此路不可行’。”

在陸先生的不斷鼓舞下，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突然開了竅，博士論文雖充滿波折但最終完成，并順利通過答辯。

陸先生笑稱，他自己的英語主要是工作以后自學，不是很好，對于國外新的語言學原文原著只能一點一點地“啃”，不像年輕學者那樣可以大口大口地“吃”。但是，陸先生是真的啃透、啃明白了。他為研究生開設“語法分析”專題課，不僅向學生介紹了幾乎統治了半個世紀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句法分析理論，也介紹了當今形式派、功能派、認知派一些較為前沿的句法分析理論，總共將近30種。

大家聽了陸先生的“語法分析”課，都覺得這個課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空講理論，總是緊密結合漢語實際，通過運用所要講的理論方法來解釋漢語的句法現象，解決漢語研究中的問題，從而將一個個句法分析理論方法介紹給學生；二是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條理也極為清晰，邏輯性很強，一些深奧的國外語言學理論，經他結合語言事實一講，大家都能聽得懂，聽得進去。

陸先生的“語法分析”講稿，后來被他整理成一部教材，取名為《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教材立刻受到普遍歡迎，至今已經出到第四版，發行量超過十萬，成為高校現代漢語語法專題課的教材或主要參考書，也是高校語言研究和語言教學方面考碩考博的必讀參考書。

陸先生對我們說：“對于當代語言學中的某一個理論，我必須自己搞懂了，并聯系漢語實際想清楚了，才會拿到課堂上去講。”

這里不妨講一個小插曲。

2004年，陸先生去韓國延世大學訪問，一位研究哲學的韓國學者找陸先生請教喬姆斯基的原則與參數理論。他對陸先生說：“喬姆斯基的‘原則與參數理論’，我問了韓國好幾位從事語言理論研究的教授，他們解釋了半天，都說得頭頭是道，但我聽了還是不懂。今天特來向陸教授請教。”

陸先生很客氣地說：“請教不敢當，我也不一定能解釋得很清楚。”他沒直接解釋，而是先給這位先生舉了兩個生活中的例子。首先是交通規則。陸先生對他說：“現在每個國家都會制定嚴格的交通規則，以防止發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一條很重要的交通規則，就是在雙向道路上，同方向行進的車輛必須靠一邊行駛。這就是普遍原則。至于靠左還是靠右，每個國家出于民族心理或傳統習慣，可能有所不同。比如韓國、美國和中國都是靠右行駛，日本、英國和新加坡都是靠左行駛。這就是參數的不同。”

接著，陸先生又向服務員要了一張正方形的餐巾紙說：“可以做這樣一個實驗，讓班上學生每人拿一張方的紙，然后叫學生按口令折疊。口令有四條：第一條口令‘對折’，第二條口令‘再對折’，第三條口令‘再對折’，第四條口令‘撕掉一個角’。然后叫學生把紙攤開來舉起，你會看到學生手上的紙五花八門，多種樣子。這表面看來一團亂麻，沒有什么規則，實際上里面有規則。那四條指令是原則，但是實施的過程中怎么對折？撕哪個角？會有不同的選擇，這就存在參數差異。不同的選擇形成不同的條件，最后造成不同的紙樣。語言的情況相類似。喬姆斯基提出‘原則與參數理論’，意思就是說，人類現有的6000多種語言，表面看都不一樣，但所遵循的原則是一樣的，之所以不同是由參數的差異造成的。譬如說‘吃’這個動作，一定有個動作者，有個受動者，即動作的對象，這在漢語和韓語是一樣的，這就是共性，就是原則；可是，漢語說成‘金先生吃蘋果’，韓語卻說成‘金先生蘋果吃’，二者不一樣，這就是由‘詞序’這個不同的參數造成的。當然語言要復雜得多。這一理論也只是一種假設性的理論，是否如此，這正是喬姆斯基所要探究的。”

那位先生聽了高興地說：“這一回我理解了！”

陸先生運用國外語言學理論，從不人云亦云，總是經過自己思考。譬如，認知語言學提出隱喻、轉喻理論，陸先生一方面認為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確實都是人類的一種思維方式，是人認識、理解客觀世界的一種工具；人類各種語言活動，可以說都是通過隱喻、轉喻來體現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但同時他也認為，國外將投射（projection）或映射（mapping）看成是隱喻、轉喻的工作機制，這值得商榷。

陸先生提出，在起始階段似應該作這樣的假設：“在人的認知域里，一個認知域可以激活（activate）另一個認知域。”按這個假設，在人的心智中，不同認知域之間首先不是投射/映射關系，而應該是激活關系，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聯想（association）關系。他以漢語的實例作了說明，并將看法寫成《隱喻、轉喻散議》，立刻為《外國語》雜志所看中，在2009年第1期刊登出來。

興 趣

在外人看來枯燥乏味的語言研究，對陸先生來說卻充滿了樂趣。他常說一句話：“科學研究的第一要素是興趣。沒有興趣，科研就會是件苦差事。”作為語言學家，他對語言現象是非常敏感的。在日常生活中，他隨時留意著語言使用的新情況。比如上大酒樓、大飯店用餐時，一進門服務員都會熱情地迎上前問：“請問幾位？”就餐者往往會脫口而出“我們五位”“我們四位”等。

普通人聽到這樣的招呼，都不會多想。但陸先生卻敏銳地注意到這是新用法，因為辭書、語法書和講漢語量詞的論著里，都說這個量詞“位”含敬稱之意，不能用于說話人自身一方，不會說“我們三位都來自上海。”酒店里的這個應答用得對不對？是什么驅使人們這樣回答？

為解決這些疑問，陸先生就到酒店進行了實地調查，假裝在門口等人，留意客人進門時與服務員的對話。調查一共注意到163撥客人和服務員的對話，結果發現其中151撥顧客在答話中用了“位”，只有12撥顧客用了“個”。

陸先生又向北京籍的三位語言學家請教，結果他們都認同有這個說法。他最終在《從量詞“位”的用法變異談起》（2007年）中形成了一個看法：在漢語會話中，會話雙方在某些詞語的選用上會跟隨最先發話人，最先發話人用什么詞語，在后面會話中就跟著用什么詞語。那么，除了Grice和Leech提出的會話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外，根據漢語的語言事實，可以建立起一條新的會話原則“應答協調一致性原則”。

不要認為這個問題到此為止了。2017年2月，我們同門與陸先生、馬先生聚餐，陸先生剛從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首屆歐洲漢語教學國際研討會回來。席間陸先生突然說：“對了，你們看這句話該怎么說？當我向你們介紹這次布達佩斯會議的嘉賓發言情況時，是該說‘布達佩斯會議大會發言嘉賓一共有兩位，一位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孫朝奮教授，另一位是我’？還是該說‘另一個是我’？”

當時在場的十個弟子不約而同說：“還是應該用‘位’。”陸先生就繼續問：“那你們說這里體現了什么原則？”大家還在思考中，有一位弟子搶先回答：“是語義和諧律吧。”當時我思索了一下，比較認同這一看法。陸先生卻搖搖頭：“恐怕還是‘應答協調一致性原則’。”

雖然當時我們沒有再繼續大討論，但現在想來，陸先生是注意到“位”用來自指的話，不僅是在對話中跟隨最先發問人用“位”而用“位”，而且也可以站在會話的對方立場上，如果前面使用了尊稱“位”，那后續的話語也會沿用前面的表達形式，而不會改用其他量詞。這仍然是體現了“協調一致性”原則。

陸先生的研究興趣不僅僅在于漢語本體的語法研究，進入21世紀后，他對漢語教學、語文教學也投入了很多關注。尤其令人欽佩的是，2010年他75歲退休后，仍堅持思考，筆耕不輟，共發表了上百篇文章。

2015年，陸先生與妻子馬真教授合著了《漢語教師應有的素質和基本功》，2018年則出版了《新加坡華語語法》，這是全球第一部對新加坡華語語法進行全面描述的專著。

訣 竅

陸先生從來不以名教授、大專家自居，總習慣說自己是一名北大教員，本職工作就是教學和研究。他多次講“在教學上，朱德熙先生對我的影響很大”，“聽朱先生的課是一種藝術的享受”。當年，他在講授“現代漢語”基礎課前，曾去請教朱先生：“您講課講得那么好，有什么訣竅？”朱先生笑著說：“哪里有什么訣竅啊！不過有一點很重要，要多從學生的角度考慮。”

自此，這句話在陸先生的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無論后來在教學、寫作，還是作學術演講，他都時時牢記“多從學生角度考慮”，“多從讀者、從聽眾角度考慮”。

陸先生給本科生講授“現代漢語”，特別是講授語法部分時，一學期要讓學生做20次左右的練習，每個練習，都是他自己刻鋼板，然后送印刷廠印刷。所有練習都由他自己親自批改。他常說，語言課程一定要讓學生做練習，這樣才能真正使學生理解、掌握老師所講授的知識。

陸先生上《語法分析》時，總是課前將自己印制的幾頁講義發給大家，上面是本次課程的內容要點和一些例句。《語法分析》是一門研究生課程，由于選課學生多，還有外系、外校來旁聽的學生和年輕老師，常常有近百人，即使一次課只有兩三頁講義，復印出來數量也很可觀。

陸先生每次都是大步流星走進教室，把黑色雙肩包放在窗臺上，然后從里面掏出厚厚一大摞講義，這成為他的標準動作。

講課時，陸先生會時不時走下講臺，站到學生中間隨機提問，分析某個句子，或者思考一下某種說法或概念，也常常鼓勵學生提問題。遇到學生膽怯，他總會說：“不要怕別人笑話你說錯了，也不要怕問問題，老師永遠不會笑話學生。”

沒退休前，陸先生的學術任務很多，經常是“空中飛人”，他就在飛機上批改作業，認可學生分析的就打個對鉤，覺得分析不到位的，就把那部分畫出來，加上旁批，讓學生自己進一步思考，然后會在第二次課上將普遍存在的問題向大家解釋清楚。我迄今仍保留著他給我批改過的作業。

《語法分析》這門課的內容最終形成了陸先生的經典之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從2003年第一版起，這部著作不斷修訂、增刪，到2013年已是第四版，每一版都深受廣大語言工作者和學子的歡迎。現在陸先生仍打算再次修訂，希望進一步補充語言學的新認識，更好反映當今漢語語法研究的最新發展趨勢。

陸先生早在1985年年底就被國務院學位辦批準為博士生導師，但他退休前在北大一共只指導了海內外18名博士生（此外，在武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兼任博導時還指導了5名博士生）。每當有人問起為什么只招收那么一點博士生時，他總回答一句話：可能受朱先生影響，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

陸先生從不要求學生按他的觀點來設立研究課題。記得我第一次與陸先生見面時，他就向我宣布：“我和你之間有三重關系：在教學上，我們是師生關系，這意味著對你嚴格要求；在學術上，我們是平等關系，不要認為我說的話都是對的，你不能說個‘不’字，這樣我們對話可以變得自在一些；在生活上，我們是朋友關系，你們學生有什么聚會或春游，如果通知我，只要我有時間一定會參加。”

陸先生一直說，搞科學研究必須堅持多元論，必須要有興趣。所以，我們這些陸門弟子，或秉持形式和結構的研究道路，或側重語言類型學和語法語義研究，或從事認知語言學研究，或專注中文信息處理，或研究北京話的詞匯、語法和歷史，或探察漢外對比和語言習得，或深入語言教學研究，或做會話交際分析，等等，真可謂五花八門。

陸先生為人謙虛，當年評上第一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他總說那是因為評獎條件是要給本科生上課滿400個學時，“教授當然要給本科生上課嘛”，并多次婉拒了媒體采訪。而在陸先生退休之前，大家想給他辦榮休紀念會，被他堅決拒絕了。

2015年是陸先生八十華誕，這年我們百般說服，他終于同意弟子們組織一個小型的不驚動外界的祝壽活動。那年11月，近30位陸門弟子及再傳弟子相聚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召開了一場小型“漢語研究與漢語教學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大家根據陸先生幾個重點學術思想展開了各自的報告、討論，會后弟子們陪著陸先生和馬先生暢游滄浪亭、網師園和陸先生的家鄉東山島。那幾日，深秋的蘇州，陽光和煦、氣溫宜人，庭院里，太湖邊，兩位先生溫暖親切的雙眸，大家的歡聲笑語，給所有人留下了一生難忘的時光。

時光不待人，松柏葆青春。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我們衷心祝愿親愛、敬愛的陸老師和馬老師，春秋永駐，繼續為祖國的語言學事業健康地、快樂地工作！

（作者：張璐，女，1999年—2003年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陸儉明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陸儉明評傳》《在現代漢語研究的道路上》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