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進展情況

①本課題自2016年11月立項以來，研究計劃總體執行順利，各子課題的研究工作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本課題申報時計劃對韓國、日本、越南、歐美的《論語》學均予以研究，并依次設了四個子課題，但經開題論證，原設計研究內容過于龐大，無論是在資助資金上，還是在原計劃的人力和時間上均無法完成該課題，為了在有限的資金、人力和時間內完成該課題，把研究范圍縮定在韓國、日本、越南的《論語》學研究上，子課題仍為四個，分別是韓國《論語》學研究、日本《論語》學研究、越南《論語》學研究和三國《論語》學資料匯編。2017年11月將此變更等報國家社科規劃辦審批，2017年12月國家社科規劃辦批復，同意變更。

②本課題立項以來的這一年半多時間里，主要進行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日本《論語》學著述已收集七十種，待收集的還有三十余種，在文集中的零散《論語》學文獻資料和書院的論語講釋文獻資料（兩者主要是江戶時期的）也努力做些收集。韓國《論語》學著述，已收集一百一十六種，在三千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中零散《論語》學文獻資料也努力做些收集。越南的《論語》學著述非常少，已收集三種，有十余種待下半年去越南收集，在文集中的零散《論語》學文獻資料也努力做些收集。下一步將與日本、韓國、越南的學者合作，進行剩余的資料收集工作及本課題的其他研究工作。

2017年3月25-26日，本課題首席專家與子課題負責人唐明貴教授、閆春新教授參加了江蘇大學主辦的“《論語》詮釋與儒家思想的傳承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發表《〈論語〉詮釋中的誤讀問題》等論文。首席專家與子課題負責人唐明貴教授、閆春新教授、張士杰副教授將參加2018年9月14-16日天津師范大學聯合舉辦“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學文獻研究——第四屆漢文寫本研究學術論壇”，并在會上發表《平壤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竹簡〈論語〉異文校考》、《范阮攸〈論語愚按〉初探》等論文。

③這一年半多時間里，主要進行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研究成果的發表推介還沒有充分開展，課題組今年與《東北亞外語研究》編輯部溝通并達成協議，每年設一專欄刊載至少四篇“域外《論語》學研究”的文章。

④文獻資料收集困難是本課題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雖然課題組在多方努力下已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跨國收集的難度影響了竭澤而漁之收集目標的實現。

二．研究成果情況

①《〈論語〉詮釋中的誤讀問題》（2017年3月25日在“《論語》詮釋與儒家思想的傳承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文的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如下：

先秦典籍在字句的疏通上多有爭議，而《論語》的字句可以說是爭議最多者，不到兩萬字的文本，校注本甚眾，日本學者林泰輔1916 年出版的《論語年譜》,著錄古、近代《論語》校注本就達三千余種。現代《論語》詮釋，尤其是國學熱的當下，愈趨繁榮。“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詮釋者的身份多樣起來，詮釋的質量泥沙俱下，良莠不齊。在汗牛充棟的校注本中，好多字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程樹德先生的《論語集釋》、高尚榘先生的《論語歧解集錄》乃歧解之大集錦，但不是全部。有歧解，就有正解和誤讀，歧解越多，誤讀就越多。呂思勉在《經子解題》中強調，治子部之學，首先要甄別諸子學述之真相，值得慶幸的是，《論語》文本中后人偽造之內容或異家之言近乎沒有，真相之甄別在古今均未成為一個問題，但《論語》字句之疏通，歧解之考辨，曲解誤讀之勘正，也是甚難之事，也是“急待整治者”。文本的閱讀，均有闡釋上的發散性，發散性的闡釋免不了會出現誤讀，而郢書燕說式的積極誤讀是被認可的，但作為像《論語》這樣的經典文本，因其原本就多具有積極而深刻的思想意義，故能揭示其特定語境中之思想精神的闡釋乃為最佳闡釋，這是“為往圣繼絕學”的基本前提。

古今對《論語》題名中“論”字的解釋，不同觀點達八種之多，分別為編纂說、“議”說、“倫”說、“倫也，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說、“討論”說、“侖”說、“論難”說、“選擇”說。在這八種解釋中，唯章太炎的“論”作“侖”說合乎歷史實際。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論曰：“論者，古但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略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斯曰‘侖語’。是故繩線聯貫謂之經，簿書記事謂之專，比竹成冊謂之侖，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今言札記矣。”在先秦，“比竹成冊，各就次第”者皆謂之侖。侖作為竹簡集之概念，是一通稱，作為《論語》之專名有一個過程。

曾子所言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解釋，古今觀點基本一致，以盡哀盡禮治喪解“慎終”，以盡敬盡誠祭祀解“追遠”，以“君能行此二者”，“下民化之”，其德歸厚，解“民德歸厚”。但若結合當時的文化語境細究起來，就會發現這延續了兩千多年之解釋的不當。在先秦存在敬始慎終之教，敬始慎終是君子修養的一部分，“慎終”有出處，如《左傳?昭公五年》“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句、《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句等，均強調這一點。“追遠”找不到出處，但《論語?泰伯》所載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一段話，解釋其“追遠”一語，再恰當不過了。所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到位解釋是：“慎終”指德行善舉的一而貫之，有始而能終；“追遠”指行仁之道，“死而后已”；“民德歸厚”指民眾若能做到“慎終追遠”，自會德性復歸于先前之淳厚。

《論語?八佾》第二十一章，“哀公問社”是《論語》通行本語句，但邢昺《論語注疏》引張、包、周本，《左傳?文公二年》正義引文，以及1969年吐魯番阿斯塔那三六三號墓出土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均“社”作“主”，即“哀公問社”作“哀公問主”。 “主”，許慎解“主”為燈炷，《說文解字》：“ ，鐙中火主也。從 ，象形；從 ， 亦聲。”若按許慎的解釋，很難以作為本義的燈炷來解釋“主”在先秦所使用的先祖牌位義項。實際是， 旁指陽具， 旁象形，指象燈座的器物， 置于 上，是用來供祭祀的，雖然 是會意字，但其義從 ，指上古時期生殖崇拜中的陽具。后來，生殖祭祀進化為祖先祭祀，“主”義也隨之演化，指祖先牌位。牌位用木做，古代有關的論述頗多，如衛湜《禮記集說》卷十一：“中山成氏曰：‘主用木。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無不死者’”。“社”的古字為“土”，“土”之甲骨文 ，像大的石塊或土堆。祖先之神有“主”，以供祭祀；土地之神，也有像主的載體，以供祭祀， 即土地神之“主”。《說文解字》將“社”解為“地主”，是準確的，“地主”即土地神之“主”，也就是土地神之“牌位”。據甲骨文 ，我們可以判斷土地神之“主”，不用木或樹，而用石塊或土堆，文獻記載也可證明這一點。《淮南子?齊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既然沒有木或樹做的土地神“主”，那么“社”用在該章中，就與宰我的回答(“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相抵牾了，也就是說“社”不適合用在該章中。“主”，作為祖先牌位，對一國之君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主”用木做，故稱木主。《國語?周語上》中有“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之語，《公羊傳?文公二年》中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言，及漢代也用栗做主，這與宰我說的“周人以栗”一致。顯而易見，“主”合乎該章的語境，那么，該章原用的應是“主”，而不是“社”。

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一語，古今學術界多解為闡述經典而不創作，但將“述而不作”句之外的春秋文獻、甚至戰國文獻中的“述”字找出來，發現“述”均作遵循、繼承之義，竟沒有一處是作傳述、闡述之義，而且春秋時“私門無著述”，這就說明，以闡述經典而不創作來理解孔子的“述而不作”語句和評價孔子其人，是不合乎春秋語境的。“述而不作”之“述”應與《中庸》中語句“父作之，子述之”、“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之“述”同義，指遵循、繼承、發揚。孔子“述而不作”一語，與“作者曰圣，述者曰明”的征圣情節和父作子述的孝道精神有淵源關系，表白了其遵循、繼承、發揚圣王之業，而不改創非王道之業的政治追求。

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八四號墓出土的唐寫孔氏本鄭氏注《論語》，“自行束脩（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通行本）句中“誨”字作“悔”，在此之前，據鄭玄校注知《魯論》“誨”作“悔”，當看到吐魯番出土的《論語》亦作“悔”時，自然不能再無視“悔”字一而再地出現了，究竟哪一個字更合乎孔子話語的本義，就有了考究的必要。考察中發現，“束脩”在春秋時有作賜人問人之禮物者，但未有作見面之贄者，而且脯脩為女贄，男贄中沒有脯脩，所以，《論語》原用的應是“束修”，而不是“束脩”，有不少版本用的是“束修”。強調正名的孔子不可能不辨別這兩個字。結合當時十五歲成童束發入學修身的教育實際和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束修”即指束發修身。《列女傳?魯秋潔婦》“子束發修身，辭親往仕”句和《鹽鐵論?貧富》“臣結發束修”句等，可以幫助理解“束修”之義。鄭玄以“年十五”解“束修”，偏取了十五歲成童束發修身中的年齡之義。“束修”之義明確后，“悔”為正字也就不難理解了，“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悔焉”這一章也自然不是孔子“有教無類”之教育精神的自白，而是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之“謹飭砥礪”精神的自白，這與《論語》中強調修身的言論是一致的。

古今對《論語?鄉黨篇》“色斯舉矣”這一章（“色斯舉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的解釋，多有分歧，楊伯峻先生曾感慨道：“這段文字很費解，自古以來就沒有滿意的解釋，很多人疑它有脫誤。”本章費解、乃至疑有脫誤之原因，主要在“色斯”二字的表意不明上，因“色斯”之義不明，古今解釋故多個人性臆測，以至于有“色性之欲”的誤解。其實“色斯”即竦斯，雌雉類。見于《山海經?北山經》：“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鳥焉，甚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孔子相信占卜，好長時間沒有再夢見周公，他就認為自己老了，以至于周公在夢中不再賦予他神圣使命；麒麟出非其時而被害，他就認為自己也到了人生的盡頭，于是傷心而泣。《論語?子罕篇》中有一段更為典型的話：“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凰沒有出現，而類似山野雌雉的竦斯出現了，在孔子看來，這不是好的兆頭，即他從中沒有看到出現太平之世的征兆，自己推行圣王之道的理想也就沒有了實現的可能，其挽狂瀾于既倒的信念崩潰了。他從“山梁雌雉”（竦斯）的出現看到了天意，故以“時哉時載”感嘆之。“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是子路供祭，以祓除鳥占之祥，三侑食，祭畢起身。“三嗅”，即“三臭”、“三侑”。

限于篇幅僅作以上舉述。王國維1925年在《古史新證》中言：“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今天相對于1925年，出土了更多的“二重證據”資料，有人因此而主張重寫先秦文學史。所以，在傳統訓詁考據、考古發現、人類文化學研究等的基礎上，運用二重證據、三重證據等研究方法，并借鑒各國相關的研究成果，充分拓寬視野，對《論語》做近乎全面而系統的歷史還原研究，澄清詮釋中的誤讀，是可行和必要的。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2018年12月完成剩余的資料收集工作。

2、2019年12月完成韓國、日本、越南三國《論語》學資料匯編。

2、2021年10月完成“韓國論語學研究”、“日本論語學研究”、“越南論語學研究”的研究和書稿撰寫，2021年11月申請結項。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