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族神話、傳說書寫與中國新文學敘事的民族品格研究”負責人、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

【研究心得】

神話、傳說題材在文藝創作領域的勃興是20世紀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觀。民族的神話、傳說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柢，中國新文學重述民族神話、傳說即是從上古源頭找到與現代文明、世界潮流相融相契的心靈原礦。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分而述之，民族神話、傳說的新文學書寫，具有以下源頭活水之精神依歸。

強大的人格意志力量。中國上古神話在講述人與世界之間關系時，其出發點并不在于人對世界最終是如何征服的。相關英雄的流芳百世，并非基于他們的豐功偉績。這些神話之所以被代代口耳相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彰顯了人格意志力量的強大，人們深為服膺。神話學者袁珂曾將“夸父”等一干群體稱為中國的“巨人”族，“愚公”等亦在列。“夸父”是雖“敗”猶榮，“愚公”的“成功”是他的行為意向感動了“天帝”。“大禹”可能更讓人感動的是他“三過家門而不入”，“精衛”以其生命不盡“填海”不止，“杜鵑”則哪怕“泣血”也要把行人召回故鄉。原始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說法應是取自這些精神母體。中國新文學的“新民”與“立人”思想充分表達了對神話英雄人格的向往。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們膽敢再造人間生天，因為她們抱定了“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的雄心。魯迅的《鑄劍》不問“復仇”成功與否，而著意于“眉間尺”如何蹈厲性情和視死如歸。汪靜之的《精衛公主》修改版最終突出精衛的心魂是“不填平東海誓不甘休”。聞一多的《南海之神》、劉夢葦的《希望》等詩歌都是如此。抗日戰爭時期，“夸父追日”“共工之怒”“吳剛砍桂”等幾乎成了文學中的最大公共意象，力推反抗精神，作品借以給民族提氣壯神。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中，昌耀的《劃呀，劃呀，父親們！——獻給新時期的船夫》、楊煉的《諾日朗》等也是歌頌強力和奮進姿態。這些都是對強大人格意志力量的深情呼喚。

單純干凈的人性向度。“嫦娥奔月”中的“嫦娥”不忠于愛情，背著丈夫獨自偷吃靈藥，其結局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在古人看來，愛情不是向對方的一味索求，而是彼此互相付出。愛情是人性自私與否的測試劑。魯迅的《奔月》雖另有深意，但也對“嫦娥”的貪婪和欺騙深表不滿。馮至的長篇敘事詩《蠶馬》取材于干寶的《搜神記》，講的是小姑娘思父心切之下信口開河，以托付終身給馬匹兌換其搭載自己見到父親，事成又反悔，甚至將馬殺掉以達封口，結果引火燒身，蛻變成一頭蠶蟲。愛情不能輕諾，輕諾者往往寡信，寡信者必造“報應”。現代作家高長虹、臧克家、吳祖光等或改寫或重述“人”“神”之戀時，都強調了情感的非功利性，他們動人肺腑的愛情確實注解了“只羨鴛鴦不羨仙”。愛情如此，人生其他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單純干凈的人性在中國文化中就是“賢”“圣”“神”，《白鹿原》中的關中大儒“朱先生”就是“白鹿精魂”，《古船》中的“隋抱樸”就有幾分神光靈明。與神靈對話，表達對單純干凈的人性之向往，在中國文學長卷中，莊子和屈原首開其中兩章，而后世多有蕭規曹隨者。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識。從一開始，國人在神話中就寄寓了生命不死的冀求。盤古死后，他的一毛一脈都衍變成了樹木河流；女媧的肉身最終成為“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夸父渴死后，其手杖化為鄧林；瑤姬未嫁已死，其精魂立身為巫山女神……這些“化生”神話就充分隱含了中國文化的現世形態和樂感意識，生命之流不遏不止、生生不息。駱賓基《藍色的圖們江》中主人公“果木仙”有類于希臘神話中的“美狄亞”。“果木仙”被“王母”收回上界后，其遺留下的24對女孩兒全成餓殍。但她們的生命不死，變成24對人參，依然長留世間，再成“歡樂頌”。這是艱難時世中，廣大人民對母國和文脈有著堅定信念的體現，是中國新文學“大地意識”的彰顯。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抒寫了大破后大立之激情，踐行了文學上常見的“再生”母題。此中的“再生”不是基督的“復活”，而是生命形態的存活。這樣的“再生”還有一種表現樣態——“生死互通”：在聞一多、朱湘、彭燕郊等人的詩歌中，主人公雖然肉體消失了，但他們的心靈依然與活人無異，從中傳達了作者達觀的生命意識。20世紀80年代，“歸來派”詩歌和“尋根文學”不少作品都暗含著強烈的生命意識。韓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雖是被批評的對象，但最終依然存活了下來，這暗含了“生生之謂易”的深刻意蘊。

與物同游的和諧精神。崇尚“物我一體”是中國神話的一大內質。“化生”神話中就明確表達了外在世界是由盤古、女媧、夸父等人的肉身生衍而來。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深覺科技制造了新的奴役，使人為機器所束縛，所以重提“神性”以圖拯救。但中國新文學作家并不以為然。郭沫若在《天狗》《日出》《地球，我的母親》等詩歌中，就以神話來比附現代科學。現代科技的“偉力”在郭沫若看來就是中國人曾經所想象的“神力”。詩歌中現代意識極強的卞之琳，在20世紀80年代邁出國門時，異域的聲色光電讓他再次領略了科技的魅力，民族神話也相應成為他由衷歌詠人類之偉大的意象。另外，中國神話中的英雄是“德性”的，他們有著“挾山超海”的能力，但絕不率性而為、以自我為中心，恰恰相反，中國神話中的“神”崇尚集體主義。“三皇五帝”作為人祖，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稱，就是身體微弱如“精衛”者也是通過“填海”與人方便。新文學作家在構建英雄與神時，也常常突出他們的集體主義。張恨水的《我是孫悟空》從標題上看好像這篇作品有驚世之論，主人公要大展放誕不羈之舉。但小說的主旨是集中性地指向“孫悟空”怎樣除妖、為民除害，而不是“大鬧天空”時的“孫悟空”。因此，英雄們是與廣大百姓命運與共、心氣互洽。“夸父”“莫邪”以及“太陽”“土地”這些神性的意象，無不是集體力量的象征，給民族整體以激情、信心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