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專著《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入選2011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唐宋以降至元明時期，主導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經學發生歷史性變革，由以五經訓詁考釋為主的注疏之學轉向以四書義理闡釋為主的理學。四書及四書性理之學取代經學以五經及五經訓詁之學為主的地位，完成理性主義的文化超越。

儒家經學是以經孔子整理的儒家經典為研究對象并闡發其含義的學問，發展演變經歷了經學在戰國的起源，在西漢被定為一尊，漢學在漢唐時期的流傳演變，以及宋學興起（延續到元明），理學占據宋學發展主導地位，清代新漢學形成等發展演變的若干階段。

宋學體現了儒學發展的連續性與創新性

作為一代學術思潮，以義理之學為主導的宋學體現了儒學發展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所謂義理之學，指與章句訓詁注疏之學相對應的講求儒家經義、探究其道理的學問。“義理”一詞，初見于《禮記?禮器》：“義理，禮之文也。”即義理是對禮的合宜得理的解說。漢晉時指經義名理，故后來學者將其作為一門講求經義，探討其名理的學問。宋儒治經，著重探究義理，與漢唐儒者專事訓詁名物、傳注疏釋的治經路數不同，重在闡發儒家經典中的大義和道理。宋學的一般特征是重義理，輕訓詁，以此與漢學相區別。后來將宋學稱為義理之學，而與重章句訓詁、傳注疏釋的漢唐經學相區別。

宋學中包括宋代諸多講義理的宋學人物和派別，亦包括在宋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理學。到后來理學則成為宋學發展的主要內容，以致有學者把理學作為宋學的代名詞。然而宋學與理學之間不應畫等號，宋學的內涵大于理學，時間上也早于理學。宋學包括了理學和非理學的講義理的諸治儒家經學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宋學的發展體現為以理學發展為主，尤其南宋以后，理學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宋學的發展便體現為理學諸派的演變發展。

回顧中國哲學的發展歷程，如果說，中國哲學發展到漢代，隨著秦漢之際的社會轉型，人們討論的核心話題是關注“天人之際”，側重解決天人關系的理論問題，依傍的文本主要是儒家經典五經而有今、古文經學之爭；而隋唐時期佛教盛行，哲學依傍佛典，集中探討“佛性”并及心、性、情問題，推本“性情之原”最能反映時代精神。中國哲學發展到宋代，隨著儒道釋的互黜、互補，面臨信仰失落、統治者道德淪喪和價值觀重建等問題，人們討論的核心話題則落入對天理人欲的關注，如何為儒家倫理學尋找哲學本體論的依據，依傍的文本則由五經轉變為四書，通過四書闡發義理及哲理，而有別于漢唐對五經的訓詁注疏之學。

天理人欲之辨，成為理學家討論的核心話題，二程朱熹等理學家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觀，目的是端正社會風氣，對包括皇帝在內的統治者加以倫理綱常的規范和約束，同時對普通民眾提出道德自律的要求，亦是在核心價值觀上，對先秦儒家義利之辨的傳承和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發展。理學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明于天理人欲之分，理論針對性正是唐統治者的“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體現了新形勢下新儒學者為了維護社會統治秩序而復興儒學、重整綱常的價值取向。

把哲學本體論與儒家倫理學統一于天理

宋儒學者面臨時代的挑戰，把哲學本體論與儒家倫理學統一于天理，以之為綱領，構建理學思想體系，并將其貫徹到對經典的詮釋之中，成為新經學的指導原則和經典詮釋的標準。儒學經典詮釋思想在宋代之演變主要體現在：一是經典詮釋所依傍的文本重心由五經系統轉向四書系統，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闡發義理和天理，是宋代經學區別于漢唐經學的顯著特點，四書系統的形成與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經”有密切關系；二是經典詮釋的思路和方法由重訓詁轉向重義理；三是經典詮釋的理論深度由經學詮釋轉向經學詮釋與哲學詮釋相結合，使中國哲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四是經典詮釋中人文與宗教之互動——既排斥又吸取佛、道。

漢儒治經，以傳記箋注、名物訓詁為要務。唐儒治經，上承漢儒“家法”，依注作疏。唐初孔穎達等奉欽命編定的《五經正義》以“疏不破注”為原則，末流所及，不僅以“疑經”為背道，而且以“破注”為非法，嚴重束縛了學者的思想，使以經學為載體的儒學陷于繁瑣和僵化。儒學的生命智慧枯萎，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唐代士人就是在漢代和魏晉舊注的基礎上來疏釋經書和原有舊注的，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瑣訓詁釋經的方法。這種漢唐經學的傳統缺乏生命力，表明舊的儒家經學已經僵化，顯然不能與盛行于唐代的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相抗衡。宋學學者對箋注經學提出非難。他們發揮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和義理，全憑己意說經，不僅疑傳、舍傳，而且疑經、改經，蔚然形成疑經惑傳的學術新風。學風的改變，標志著宋學的興起，義理之學逐步取代漢唐訓詁之學，成為儒家經學乃至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重大變革。二程等理學家又在義理之學的基礎上，把經學理學化、哲學化，將宋代義理之學發展為理學，以最具時代特色的“天理論”哲學開辟了宋學發展的主要方向，對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礎上，著《四書章句集注》，以四書闡發天理論哲學，并吸取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學成果，集四書學、理學之大成，體現了宋代學術發展趨勢，占據了中國經學發展的中心地位，并影響后世經學和思想學術數百年之久。

宋儒理學家為了開發儒學新的思想智慧，強調超越漢唐以來對儒家經典文本的種種繁瑣復雜的解釋，直接從四書中闡發義理。因五經時代久遠，文字古奧，字義艱深，佶屈聱牙，晦澀難讀，使初學者卻步，尤其難以向民間普及。又歷經秦火和戰亂，殘破不全，漢學學者為了弄懂五經原義，不得不下大功夫從事考據訓詁，以致產生流弊，繁瑣釋經，白頭到老，陷于文字訓詁之末而失其本。這亦是漢唐儒學未能有效回應外來宗教文化的挑戰而動搖了儒學文化主體地位的重要原因，遭到宋學學者的批評。而四書則文字易懂，說理明白，便于闡發義理，向民間普及。于是程朱等宋學學者和理學家推重四書，把四書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五經之上，不僅從形式上改變了漢唐經學唯五經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經典詮釋的內容上為發明義理提供了依據。以朱子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學術思想發展主流，廣泛流傳民間，影響大眾，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流傳海外，在東亞產生重要影響。

宋代理學對傳統經學加以改造創新，經學理學化促進了經學的轉型和儒學的發展，這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體現了儒學發展的連續性和創新性。所謂連續性是指以四書為主要文本依據而闡發的天理論，核心內涵仍是孔孟仁義思想，是對儒學價值觀的一脈相承；所謂創新性指經學理學化是對漢唐儒家經學重訓詁注疏，輕理論發揮流弊的修正，把經學詮釋與哲學詮釋相結合，在哲學理論上對傳統儒學加以發展，它成功回應了唐宋之際面臨的包括宗教沖擊人文、統治者道德淪喪、社會動蕩、儒學發展停滯等各方面的挑戰，把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正是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到宋代的必然趨勢。此外，理學家以道德修養而不以宗教信仰為中心來實現其內圣外王的人生理想，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固然有加強道德自律和倫理約束的一面，但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考察，以宋代理學的倫理約束、道德修養來代替宋代以前流行的人身束縛和宗教迷信，這在當時不失為一種進步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