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及其影響”負責人、福建武夷學院研究員

人類社會誕生之時，人與自然就發生了關系，就有生態問題。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論域的主流。中國的生態文化是人文生態。宋代理學倫理觀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將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道德原則向人際關系以外的人與萬物間拓展。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倫理道德思想，程顥提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將人與萬物視為自然界的生命共同體。朱熹在吸取前人思想智慧的基礎上，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獨到理解，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價值觀。

“天地萬物一理”的生態精神境界

朱熹說：“天地之間，萬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嘗不殊也。”這種宇宙間人與物共有的“理一”，強調人與萬物之間保持共生共存的“理一”。人作為自然界之派生物，體現了自然界的一般規律，即天地宇宙的生生之理，自然界的人與物必須保持動態的平衡。

與此同時，朱熹又強調人與萬物各有其所分，即“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自然界人與萬物都有其存在合理性，應尊重各自的生存權利。“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在整個自然界中，每一個人、任何一物都有獨立存在的生命價值。

朱熹把人與自然界的動物、植物視為“同得天地之理以為姓，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天人本只一理”。然而，人與動植物又各有其分之殊。“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者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這種人與萬物共生共存的“理一分殊”思想，包含了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觀念。

朱熹在肯定自然界價值時，也意識到人類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人是自然規律、自然法則的主動者，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不是無主體的發展，也不是人與自然的“聯合主體”發展，而是以人類為主體的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朱熹認為，“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人要實現“萬物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的和樂理想世界，必須完善人性修養，回歸自然界本體之存在，只有一理，“理會得”天人一理，才能達到人與自然和諧之目的。

可見，儒家的生態文化，從“天人合一”到“萬物一體”，再到“天地萬物一理”，體現了人文生態觀的發展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對于改變人們的生態思維模式有著積極的意義。

“天地生物之心”的生態基本原則

程顥說：“天只是以生為道”，因此萬物有“生意”。朱熹進而提出：“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有不忍之心。”“仁者，生之理”，仁就是生，是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心”，人有了“天地生物之心”就有“不忍之心”，就會對自然萬物無所不尊，無所不愛，就會實現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朱熹又說：“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脈絡相慣。”人與萬物不僅統一不可相離，而且是可以貫通的，這種貫通是通過“天地生物之心”來實現的。人心之理來自天地之理，人心之仁本于天地之仁，天地萬物充滿生意，只是人心一片。而人身也是生氣團聚，不忍之心自然流露，如此識得仁者，能將自己人心之生、之仁與天地自然之生、之仁相接觸、相感同，這就達到了“仁者與萬物一體”的生態境界。

朱熹認為，人是“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人之所以為貴，就在于人有仁心，本質在于“愛物”。仁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性，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人出于“所以然而不可易，所當然而不容己”的生命的內在本質和要求。

“天地生物之心”所強調的是仁的生態內在化。這對于人們培育內在德性，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

自孟子提出“仁民愛物”思想后，“愛物”就成為儒家生態哲學最重要的內容。這種“愛物”不以功利為目的，而是出于生命情感的內在需求。“仁民愛物”用愛心將人與萬物連為一體。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生態道德，也是將人際道德擴展到宇宙萬物。

朱熹對“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作了新詮釋，“人物皆己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地。……物則亦我之儕輩矣”。這是一種普愛眾生、泛愛萬物的生態倫理思想。“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朱熹認為，物不能推，而人則能推。人類須將“仁道”由人際社會推向自然萬物，把對人的愛施向自然萬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并且是“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的道德實踐。

人類生存所需資源都來源于自然界。為使自然資源能被永續利用，朱熹根據動植物依時變化而發育成長的生態規律，提出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生態道德。人若能以“仁民愛物”的胸懷，以“萬物一理”的境界對待自然界，那么利用和開發自然就是建設性的。

朱熹還倡導“即物窮理”，要認識萬物之理，窮萬物之“至理”，即“生理”，即仁。朱熹認為，仁就在人的心里，即物窮理的最終目的是“愛物”。人們認識事物是為了實現人與天地萬物的“感通”，喚起人性的自覺，做到朱子所說的“無所不愛”，而不是無所不為。朱熹說：“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在他看來，這種“合內外之理”以“愛物”為目的，是為了萬物的生存權利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以“仁愛之心”獲得人類必要的資源，“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從而做到“無一物不被其澤”。人既要順應萬物，又要對自然變化做出制約，引導好自然萬物的發展。

朱熹既主張人們關愛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資源，同時也提倡“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這種通過仁民愛物、節用愛人以尋求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是將傳統社會中的倫理性轉化到自然屬性中，是生態道德和人際道德的統一。“仁民愛物”是朱熹仁學的一種道德訴求，有益于人們樹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倫理立場。

“中和”的生態和諧觀

朱熹將人道與天道、人性與天道貫通，追求天人和諧。他說：“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只要人能行“中和”之道，天人關系就能達到和諧，天地萬物就能正常發展。“中”是天地萬物生長發育的常態，對待自然要符合這種常態。這就是《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中和”的路徑，是由人內在的心性和諧而達至人與萬物的和諧。

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多樣性。這是人類和自然界能夠持續生存的基本條件。朱熹說，“萬物并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這就是說，既要保持生態系統中物種的多樣化和適量，又要使萬物各得其宜，使自然生態系統實現“和”的狀態。

朱熹的“中和”思想，對于人與自然來說，既要考慮人類的價值和利益，也要考慮自然的承受能力，在二者中達到平衡。這是朱熹“中和”生態智慧給人們的有益啟示。

歷史上的中華民族歷久彌新，一個重要因素即是儒家長期培養起來的生態意識，維持了中華民族生存區域的自然環境。近代隨著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人類從自然中獲取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感受到生態環保危機帶來的威脅。解決這一危機，除了發展科技、制定法律外，更要解決好人的生態道德問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朱熹的生態智慧，對于轉變人的生態價值觀，增強自然保護意識，有著積極的意義。發掘朱子的生態思想，有利于當今中國和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