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規模視角探索經濟發展道路

　　【成果選介】

　　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發展中大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如何推動發展中大國的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也成為理論界的熱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層面和領域對發展中大國發展道路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但系統闡釋發展中大國發展道路的研究仍鮮見文端。在此背景下，歐陽峣教授帶領的團隊基于大國規模特征對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優勢、發展型式、轉型路徑及創新戰略進行系統探討，撰寫的《大國發展道路：經驗和理論》入選2017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8年3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有以下貢獻：

　　科學界定發展中大國規范概念。張培剛教授提出把發展中大國作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研究對象之后，學術界沒有規范定義并提出指標體系。本書認為發展中大國擁有“發展中國家”和“大規模國家”雙層涵義，并定義為“人口數量、國土面積和市場潛力很大，勞動生產率和國民人均收入較低，二元結構明顯，目前仍在追趕發達大國的國家”。同時，提出了由基礎指標（人口數量、國土面積）和發展指標（人均GDP、人類發展指數）構成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而遴選出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剛果（金）、南非等13個國家為發展中大國，從而確定了明確的研究對象，并以這些國家的基本數據對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系統分析發展中大國經濟優勢。以往的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研究主要基于發展特征采取比較優勢的視角，還有的強調后發優勢，而忽視發展中大國的規模特征。該書對大國發展道路的研究不僅著眼于大國的發展特征，而且強調采取國家規模的視角，從稟賦角度研究比較優勢，從發展角度研究后發優勢，從規模角度研究大國優勢，從而形成發展中大國的綜合優勢。發展中大國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應該統籌考慮自身的比較優勢、后發優勢和大國優勢，尋求三種優勢的聚合點。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國土廣袤的國家規模特征影響其經濟規模特征，進而形成分工優勢、互補優勢、適應優勢和穩定優勢，并確立其大國優勢。國家規模蘊含的要素稟賦結構特征是塑造發展中大國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的重要條件，發展中大國在不同行業的比較優勢有所不同，中國所具備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比較優勢和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比較優勢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重要動力；后發優勢對發展中大國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而釋放后發優勢的關鍵在于根據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和技術差距，提升要素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匹配能力，實行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動態技術趕超策略。

　　合理選擇發展中大國發展型式。正是國家規模的存在，決定了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型式的獨特性，而獨特的發展型式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型式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其一是內需為主的增長型式。內需是大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增長的根本動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類型的內需對大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其二是內需驅動的出口型式。構建國內需求與本土供給及出口結構雙重對接的市場環境，回歸內嵌于本土經濟的貿易模式，實現出口部門與本土產業部門聯動發展，是破解中國外貿轉型困境和夯實出口動能應當遵循的“大國經驗”。其三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型式。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降低運輸成本，促進市場融合，使企業拓寬市場邊界，有利于大國效應的發揮。其四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型式。大國的公共產品供給往往具有成本優勢，它有利于改善市場環境，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深入研究發展中大國轉型路徑。大國人口眾多、國土廣袤，其中人口眾多要求發展中大國在轉型中必須解決農業轉型與城市化發展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以及涉及人均經濟增長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農業經營規模偏小是制約發展中大國農業發展的瓶頸，應該通過發展農業規模經營來推動農業工業化和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一種互動關系，中國長期以來重工業化而不重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是導致產業結構不優和不高的原因；應充分發揮生產率較高的優勢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并積極引導投資驅動型模式轉變為消費引領型模式。作者認為發展中大國創新能力提升經歷從模仿創新到合作創新再到自主創新的過程，其中國家規模蘊含的市場規模效應直接促進了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發展中大國利用龐大的市場需求形成創新規模優勢，有利于降低技術創新成本、增加外溢效應，促進創新能力持續提升。應依托市場規模優勢，掌握重要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從總體上實現由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轉變。

　　在從國家規模視角探索經濟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作者重視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的結合、比較優勢與規模優勢的結合、典型模式與轉型路徑的結合、大國道路與中國經驗的結合。特別是基于國家規模視角，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即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經濟分權的改革道路、融入世界的開放道路和創新驅動的轉型道路。中國道路具有大國特征、發展特征和轉型特征，為發展中大國提供了成功的騰飛之路和可供選擇的模式，因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黃桂田，系山西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