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回溯近代以來歷史學的發展歷程，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敘事性導致傳統史學的知識可靠性遭到質疑。歷史學在敘事層面所面臨的困境，是人們對其能否揭示“歷史事實”持不同認識所導致的。事實上，對歷史敘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歷史學中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不是歷史學家憑空想象的結果，即使是歷史解釋也由不得歷史學家天馬行空。歷史敘事是歷史學與生俱來的基本形態，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內容，是歷史學這門古老學科耕耘了數千年的傳統。歷史學的形態、價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長于斯。離開了這片故土，歷史學難以長出參天大樹。

近代以來，敘事性導致傳統史學的知識可靠性遭到質疑。怎樣認識歷史敘事？歷史學的敘事性與歷史知識的客觀性之間是什么關系？歷史學在未來發展中該怎樣處理與之相生相伴數千年之久的敘事？這些都是史學界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

近代以來歷史敘事遭到質疑

作為與人類文明相伴生的文化現象，歷史學最早確立的基本學術范式就是敘事。將總結經驗、明辨是非、宣揚教化、立一家之言等各種主觀意圖貫徹在敘事的過程中，既是傳統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形式，也是其實現社會價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歷史學的這一基本學術范式遭到質疑。

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近代以來最為突出的現象就是自然科學迅猛發展，科學成為強勢話語。因此，自覺向科學靠攏，努力成為科學領域的一分子，或者至少增強自身的科學屬性，成為眾多學科發展的一致追求，歷史學自然不能例外于此種潮流。在科學化浪潮中，人們對于什么是科學其實并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能不能提供客觀、準確的知識，則成為判斷一種學術活動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公認標準。在人文諸學科及各種文化領域，文學、藝術、宗教等主要關乎審美與信仰，主要不是為了提供客觀、準確的知識，因而較少出現科學性方面的爭論。深陷是非之境的主要是歷史學與哲學，因為這兩大學科近代以來都有提供客觀、準確知識的強烈追求，因而也都面臨有關自身學科屬性、方法、功能的種種爭論。

近代以來，笛卡爾等思想家將傳統史學摒棄在知識之外，這激發了歷史學家們將歷史學科學化的雄心。19世紀的實證主義史學、蘭克史學以及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所做的種種努力，撇開其各自豐富而具體的史學研究方法與內容不說，僅從方向上看，就是為了把歷史學規約化為對原始資料（史料）的純粹客觀的實證研究。當時的許多歷史學家相信，通過嚴格的資料審查、嚴謹的歷史考證，最終能夠提供客觀、準確的歷史知識，從而實現歷史學的科學化。為了維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實現歷史學的科學化，近代以來實證主義史學的各個學派都對必然包含著敘事者主觀目的、意圖的歷史敘事持批判態度。比如，蘭克提出的“如實直書”，其根本意義正是對傳統歷史敘事的批判。

20世紀，分析哲學興起，針對語言展開邏輯分析成為一時風尚。在此風尚之下，20世紀的史學理論家們對于歷史敘事、歷史文本等不再像前輩實證主義史學家們那樣抱有偏見，但他們對于歷史敘事的重視卻非敘事本身，而是敘事所包含的“真值”。在分析哲學家們看來，文獻中的“真值”只能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來發現。因此，盡管敘事進入了研究視野，但關注的重點轉換為敘事的形式，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種通過邏輯分析發現的、隱藏于敘事形式之中的“真值”，才是我們能夠從文本中得出的有關過去的客觀知識。從19世紀的實證主義史學發展到20世紀的分析史學，盡管具體論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強調歷史學需要提供客觀、準確知識的學科追求上仍然是一脈相承的。

20世紀70年代，敘事主義史學理論興起，學術界對敘事的關注從構成敘事的最基礎因素——語言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到修辭、文體、模式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懷特看來，當歷史由編年轉化為故事，就必然會遭遇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及意識形態蘊涵模式等敘事結構的局囿。例如，故事將呈現出特定的類型，如浪漫的、悲劇的、喜劇的、諷刺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敘事主義史學理論雖然突出了歷史學的敘事屬性，但他們引入修辭學、文本分析等諸多研究方法，試圖重新建構歷史學的學科邏輯，結果反而造成對歷史學更廣泛的質疑，而且在社會層面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歷史敘事中的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

從近代直至當代有關歷史敘事的批判與討論，無論是持否定態度還是持肯定態度，都將歷史學置于十分尷尬的境地。歷史學在敘事層面所面臨的困境，是人們對其能否揭示“歷史事實”持不同認識所導致的。傳統史學認為，可以通過敘事揭示歷史事實；實證主義史學雖然反對敘事，但仍認為可以通過對史料的研究揭示歷史事實；分析史學通過針對敘事的語言分析確立了知識的客觀性與穩定性，但背離了歷史知識的歷史屬性；敘事主義史學則認為，無論是傳統史學的敘事還是實證主義史學的史料考證都無法揭示歷史事實，歷史只是敘述者建構起來的假象。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前三者雖然對歷史敘事的態度有很大分歧，但都認為歷史學可以揭示歷史事實；而敘事主義史學實際上否定了歷史學能夠揭示歷史事實，客觀上助長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蔓延。

然而，像敘事主義史學對歷史學的這種質疑和消解，真的能夠解構歷史學中的“歷史事實”嗎？或者說，歷史學是純粹主觀想象的認識活動嗎？僅僅從常識的角度，我們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因為歷史事實確實存在于我們的記憶、敘事及各種書寫之中。歷史事實不是歷史學家憑空想象的結果，即使是歷史解釋也由不得歷史學家天馬行空。歷史學領域確實存在各種各樣的、無休無止的爭論，但也存在規模及數量都不容忽視的基本事實，歷史學家的所有研究正是在這些不容置疑的事實基礎上展開的。這里需要注意的關鍵問題是，對于歷史學所揭示的歷史事實，不能簡單地用自然科學中科學事實的標準去評判。歷史事實不同于科學事實，它們屬于科學認識活動中不同的層面，簡單地以科學事實為標準來評判歷史敘事中出現的各種歷史事實，自然容易在知識論領域引發對歷史敘事的批判、對歷史學的質疑，從而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中。

歷史敘事是歷史學與生俱來的基本形態

歷史學是人類社會一項極其古老的文化現象與學術活動。歷史學肇基于人類天然的記憶本能。有記憶而后有歷史敘事，有歷史敘事而后有作為學術活動的歷史學。歷史敘事是歷史學與生俱來的基本形態，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內容。近代以來之所以出現史學困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歷史敘事的過度批判。

敘事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能力，“是將人們對于世界的感知、人們的經歷組織起來的一種模式”。敘事具有歸納與總結知識的作用，也有傾訴人類情感的作用。正是在此基礎上，敘事具有實現個體對群體認同的意義。“我們就是我們所記得的一切”，這是當代歷史學出現記憶轉向后所提出的深刻命題。實際上，作為記憶的產物，敘事也具有同樣的社會功能。可以這樣說，“我們就是我們所敘述的一切”。建構在記憶與敘事基礎上的歷史學，當然與生俱來地具有這種實現社會認同的價值。因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升級這一命題：“我們就是我們的歷史。”而這也正是歷史學成為人類最古老的一種學術活動的根本原因。正是通過記憶、敘事和歷史，人們回答了有關“我是誰”的哲學追問，同時實現了個體的社會認同。它既滿足了人類與生俱來的玄思本能，同時又能維系人類獲得物質生存所必需的群體條件，可謂貫通形上與形下之兩極，真正做到了“極高明而道中庸”。剝離敘事性，簡單地將歷史學改造成僅是人類獲取知識的一種學術研究活動，不符合歷史學的偉大傳統。

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是由敘事派生出來的，敘事正是歷史學的基本所在。一旦剝離了敘事性，歷史學也就失去了根基。傳統史學盡管缺少學科反思，但作為其敘事性自然長成的結果，曾經創造出輝煌的學科歷史，中國傳統史學就提供了這方面的實例。而近代以來在史學反思中對歷史敘事的批判，并沒有再造現代史學的輝煌，反而留下了眾多的迷惑與失落。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對史學的反思本身存在問題，而是表明對史學的反思需要進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換反思邏輯，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敘事性的批判上，而應重新審視敘事性與科學性對于歷史學的不同意義與價值。

雖然在歷史敘事中要運用想象與虛構，但它并不同于文學敘事中的想象與虛構，歷史敘事者并沒有想象與虛構的主觀意圖，而且對于想象與虛構始終是抱有排斥態度的。歷史敘事還可能因敘述者主體認識的差異而對敘事內容的選擇與編排產生重要影響。種種因素都會造成所述“歷史事實”的差異性，但這種差異性并不能推翻歷史事實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實層面，可以通過史料收集的增加與史實考證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漸趨統一。而在歷史敘事層面，雖然歷史學家針對同一事實的敘述，有可能選擇不同的事實材料、采取不同的敘述方式，但這絕非歷史學應受非議之處，它恰恰反映了歷史學作為人類實現自我反思、自我認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而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所認為的是建構的、想象的。歷史敘事作為歷史學與生俱來的基本形態，應成為歷史學家自覺捍衛的學科邊界。一方面，它是歷史學這門古老學科耕耘了數千年的傳統。歷史學的形態、價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長于斯。通過歷史敘事來實現人類的自我反思，正是歷史學的學科價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對敘事性所造成的歷史學在知識論領域的局限，歷史學家應有充分的自覺，不應擅自跨越敘事邊界。邊界既意味著權利，需要捍衛；也意味著局限，需要歷史學家對其所不能達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謙恭的姿態。

（作者為吉林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10月15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