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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盧樂山（左）與雷海鵬在成都樹基兒童學園。資料圖片

顧明遠為盧樂山百歲華誕的題詞。資料圖片

【大家】

2017年11月9日，我國著名幼兒教育家、新中國學前教育學科重要奠基人盧樂山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0歲。

當天我正出差在外，為即將拉開帷幕的2017年中國學前教育峰會做最后準備，思晉大哥（盧樂山先生之子）打來電話告知了這一噩耗，雖說早有心理準備，仍忍不住悲從中來，熱淚盈眶，無語凝噎。

我在盧先生身邊學習、工作、生活已經超過30年，當晚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她慈愛的面容不斷出現在眼前。從今往后，我們再也無法親耳聆聽恩師的教誨了。先生一輩子兢兢業業，教書育人，為人謙遜，對人寬厚。即使在身后事的處理上，也體現其做人的一貫原則“不給人添麻煩”，盡己所能為社會作貢獻。作為盧先生遺囑的見證人，當我看到她的手書遺囑時，非常震撼和感動。先生說：“我活了這么大歲數，大家照顧我，給大家添了很多麻煩。死了就不能再麻煩大家，喪事一定要從簡，遺體要為社會作點貢獻。”

“春蠶到死絲方盡”“化作春泥更護花”，是盧先生一生為人和品格的最好寫照。

傳承

盧先生出身教育世家，祖父盧木齋（盧靖）、外祖父嚴范孫（嚴修）都是近代知名教育家。他們懷抱“教育救國”的理想，主張改廢科舉，集中全部家產興辦新式學堂，創辦了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大學。

盧木齋創辦的木齋系列學校至今猶存，嚴修創辦的南開系列學校聞名遐邇。1904年，我國出現了第一所官辦幼稚園。1905年，嚴修就在家里辦起了中國歷史上最早培養幼兒教師的教育機構，即“嚴氏保姆講習所”，并附設了蒙養園。

1907年，時任直隸首任提學使的盧木齋也開辦了“盧氏幼稚園”。盧先生的母親、姑母、表姐都曾學習幼兒教育并從事幼兒工作，屬于我國最早的一批學前教育工作者。

“幼教夢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盧先生在很小的時候就進入盧氏幼稚園和嚴氏幼稚園學習。在重視幼兒教育的家庭氛圍影響下，她一生矢志幼兒教育事業，傳承祖輩的“教育夢”，成為百年中國幼兒教育發展、變遷的見證者、親歷者和踐行者。

在經歷了南開女中六年的學習生活之后，1934年，年僅17歲的盧先生考進燕京大學，并選擇幼兒教育作為主修，由此正式進入幼兒教育領域。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僅養成了先生溫婉寬厚的性格，也培養了她對兒童、教育和社會的使命感。

大學期間，盧先生就把“學習不忘服務，治學不離實踐”作為座右銘，把呵護兒童，尤其是處境不利兒童的成長作為自己的責任。燕大求學期間，她“就感覺燕京大學這墻里邊和墻外邊差距太大了，如果我們不去主動教育的話，這些窮人家孩子是沒有機會也上不起學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覺得有這個需要”。

盧先生在成府街上為窮苦人家的孩子創辦了一個短期的半日制幼稚園，為這些孩子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教育環境，以彌補家庭教育的不足。孩子們的變化使她第一次切身體會到幼兒教育的意義和樂趣，進一步堅定了學前教育的信念：“教育跟不教育，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為了豐富自己的實踐經驗，大學畢業后，盧先生選擇到幼兒園工作，回到天津木齋學校重新恢復幼稚園，全權負責教學工作。后因母親生病，她離開木齋幼稚園，應邀在北平協和醫院獨立開設了一個小型幼稚園。

幼兒園的實踐工作使盧先生對幼兒教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激發了她進一步深造的愿望。帶著從實踐中來的問題與困惑，她于1940年再次報考燕京大學研究院。但只讀了一年半，就發生了太平洋戰爭，日本人占領了燕京大學，學校停辦。

過了不久，燕京大學在四川成都復校。1944年，盧先生南下成都，在成都燕京大學繼續完成被中斷的學業，一邊完成碩士論文，一邊在樹基兒童學園當老師。同時，她還在成都幼稚師范學校教課，指導三年級學生實習。她把實習生工作當中發生的情況和問題結合到教學中，理論聯系實際，很受學生歡迎。1945年，盧先生獲燕大碩士學位。1948年，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進修。

轉變

1950年，當得知自己懷有身孕的消息后，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進修的盧先生和丈夫雷海鵬先生毅然歸國，“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國內，做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一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師大保育系的聘書，教授幼兒園語言教材教法、音樂教材教法和自然教材教法三門課程。

新中國成立前，北師大就開設了保育系和家政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保育系和教育系合并，成為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盧先生被任命為學前教育教研組主任，親授專業基礎課程“學前教育學”。為配合學生的見習與實習活動，她經常深入北京的幼兒園，在指導學生的同時，也幫助提高幼兒園老師的業務水平。

當時，教育部先后聘請兩位蘇聯專家到北師大指導全國幼兒教育工作。盧先生領導北師大學前教育教研組以及全國各地到北師大來學習的教師，開始建設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學前教育理論和實踐體系，這對于之前一直學習西方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她來說，是一次全新的學習歷程與思想轉變過程。

為了規范和指導全國幼兒園教育實踐，教育部向北師大學前教育教研組下達編寫《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的任務。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盧先生帶領團隊經過兩年多的共同學習、分組研討和實地試驗，1956年，完成了《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初稿。

盧先生親自撰寫了五萬字的“總編”部分。她提出，幼兒園應該對幼兒進行體、智、德、美等全面發展教育，制定體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各個方面的教育任務與要求，但對幼兒的教育不能靠抽象的概念灌輸，應當根據幼兒的年齡和學習特點，主要通過創造性游戲、教學游戲等來進行。

《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第一次明確定義了新中國幼兒園教育工作的任務、內容、途徑與手段、原則等基本內容，為新中國幼兒園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即使在今天看來，《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仍然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實踐指導意義。

此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開始沖擊校園，盧先生當時主講的專業基礎課“學前教育學”似乎沒有哪一年是能講完的，完成日常的教學工作已成奢望。但每次提到“文革”，她更多回憶的還是那些苦中作樂的有趣事情，也許正是這種樂觀精神，支持她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日子。

征程

“文革”結束，我國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亟待“撥亂反正”，被中斷了的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需要恢復和發展。1978年，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恢復招生。此時，盧先生已經60歲。在學校的挽留下，她以飽滿的熱情和開放的胸懷投入教學和研究工作之中。

盧先生密切關注西方學前教育的發展動態。她發現，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皮亞杰的建構主義認知發展心理學的興起，蒙臺梭利教育在美國“復活”，并得以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壯大。

對于盧先生來說，蒙臺梭利教育并不陌生，她很早就接觸過蒙臺梭利教學法。但是1949年以后，蒙臺梭利教育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理論而被“掃地出門”。在親友的幫助下，她從美國購買和復印了一些介紹蒙氏教育的資料，了解其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現狀，并指導研究生開展蒙臺梭利教學法的研究。

1985年，年近70的盧先生，冒著風險出版了我國第一本介紹蒙臺梭利教育的書籍《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因為當時蒙臺梭利教育還沒有被“平反”）。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蒙臺梭利教育的書籍，為以后我國蒙臺梭利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奠定了前期的學術準備。

之后，盧先生又陸續發表了《蒙臺梭利教育在美國復興》《實事求是地對待蒙臺梭利教育》等文章。1994年，蒙臺梭利教育經臺灣研究者的推動正式被引進，北師大成立研究小組，在北師大實驗幼兒園和北海幼兒園開設了實驗班，盧先生被聘任為這一課題研究的顧問。

如今，蒙氏教育在中國大地遍地開花。面對蒙氏教育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弊端，盧先生一直呼吁，對于蒙臺梭利教育理念與方法的借鑒，不能僅僅停留于表面模仿。蒙臺梭利教學法試圖讓幼兒通過操作成系列的、由簡單到復雜的玩教具進行重復學習，形成概念，然后進行創造。教師在幼兒的學習過程中主要起促進和輔助作用。但是，教師不能按部就班地機械使用這些材料，只是讓幼兒簡單操作、擺弄和模仿。教師如果不知道在合適的時候進行引導、點撥，激發幼兒的創造，就可能走向反面。

盧先生認為，應當用“積極的、發展的、時代的眼光去研究和實踐蒙臺梭利教育法，博采眾長，創造合乎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幼教理論新體系”。

1982年，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開始招收新中國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盧先生成為新中國學前教育專業的第一位研究生導師。我就是在這個時候來到先生身邊，成為她的碩士研究生。

那時，盧先生正在研究兩個課題，一個是蒙臺梭利教育研究，另一個是兒童游戲，而這兩個課題后來對我國新時期學前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影響深遠。

盧先生建議我做兒童游戲研究。游戲是學前兒童的基本活動，也是對學前兒童進行全面發展教育的基本途徑與手段。但是，當時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研究游戲的意義。“游戲不就是玩嗎？有什么好研究的？”國內關于兒童游戲研究的資料更是奇缺。

盧先生便把自己從國外買回來的英文資料借給我看，指導我翻譯英文文獻。我發表的第一篇介紹國外關于兒童游戲研究的文章就是她親自改定的。先生當時組織了一個游戲研究小組，成員包括學前教育教研室的老師、研究生和北京市的教科研人員。我們定期到幼兒園開展研究，討論游戲研究中的問題。

可以說，盧先生手把手地教我做研究，把我領進了學前教育研究的大門，奠定了我此后研究的堅實基礎。1986年，我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了生平第一篇研究論文《象征性游戲與兒童智力發展》；1987年，我出版了關于兒童游戲的第一本專著《兒童游戲的當代理論與研究》。這一切都得益于先生對我的指導與鼓勵。

為了加快學前教育人才培養，1987年，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招收了第一屆、也是唯一一屆碩士研究生課程班，盧先生成為研究生課程班的總導師，進一步為學前教育專業研究生培養積累經驗。為此，學校讓我留校協助盧先生工作。這屆研究生班的許多學生如今都已成為我國學前教育領域的棟梁之材。

“學前教育不是婆婆媽媽的事，而是一門專門的學科，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現在的社會給了幼兒教育更高的要求，幼教工作者需要更高的熱情，這里面可以大有作為。”盧先生在很多場合都再三強調學前教育的專業性和科學性，畢生身體力行推動我國學前教育的科學研究，是將理論研究和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1991年，盧先生組織北師大學前教育教研室的教師和研究生編寫出版了我國第一本《學前教育原理》，并獲得教育部優秀成果獎。這本書對于我國學前教育理論與學科建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教育史家徐梓這樣評價：“盧先生一家，是百年中國幼兒教育的一個縮影，盧先生一生，是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見證。”在七十多年從教生涯中，她做過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幼兒師范學校、師范大學的教師，也做過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主持編寫新中國第一部《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引進西方蒙臺梭利幼兒教育思想，挖掘整理中國傳統幼兒教育思想，主編《學前教育原理》……這些成果構成了中國學前教育學術史上的一個個重要節點。可以毫不夸大地說，盧先生是我國百年幼教的重要傳承者和親歷者，是新中國學前教育的重要奠基人。

盧先生還積極關注和參與社會工作，擔任了民盟、全國婦聯、全國政協等組織的工作，但從始至終都沒有脫離幼教工作者的專業本色，她將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獻給了幼兒教育事業。

大智者謙和，大仁者寬容。這個與時俱進的百歲老人會用平板電腦發微信、收郵件、看新聞，在電腦上玩“蜘蛛紙牌”游戲也是她的愛好。先生用她的一生，為我們樹立了“活到老，就要學到老，不學到老，就沒有資格活到老”的終身學習典范。先生對人的寬厚、做人的謙遜、做事的淡定和治學的嚴謹，更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學習楷模。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永遠是我國學前教育工作者心中的一座豐碑！

劉焱，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1982年師從盧樂山攻讀碩士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前教育教研室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主任多年；系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兒童游戲與玩具專業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委員。（作者：劉焱）

學人小傳

盧樂山（1917—2017）我國著名幼兒教育家、新中國學前教育學科重要奠基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前教育教研室第一任主任、我國學前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首任導師、第六屆民盟中央委員會常委兼婦女委員會主任、第六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家庭教育學會第一任會長、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學前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新中國成立之初，盧樂山主持編撰了新中國第一部《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為新中國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改革開放之后，盧樂山專心于蒙臺梭利教育研究、兒童游戲研究、張雪門幼兒教育思想研究、家庭教育研究等，對深化和拓寬我國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著有《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學前教育基本理論》《盧樂山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