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論的歷史自覺與現代闡釋有兩個輪子，一是中國文學與藝術自身的新事實與新意義，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釋當今文藝實踐中不斷豐富提煉出新的話語

　　

　　回到中國文化根性上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論在經歷“審美的復蘇”“體系的探索”“現代性轉換”之后，得益于視野逐漸闊大，經驗不斷充實，正在走進新的階段。

　　40年前，在全社會審美復蘇背景下，人們開始從中國傳統中尋找美的意識。后來引發關注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究竟有沒有理論體系，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理論就是一些思想碎片。這個階段多是用西方現代思維和方法去整理中國詩學和中國文論，后來學界越發不滿：古代文論如何融入到當代思想文化建設中去，進而跟現代融合？有人提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但“現代”的參照往往是西學，若單一以西方現代化為尚，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自身的主體性、多樣性就容易被忽略。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試圖重新找到中國文化根性，展開從思維方式到價值體系的新論述。在這樣一個回頭細看的過程中，傳統文學生活中大量新事實被看見，與此同時，學界越來越進入到“史實還原”的階段——在意識到要注重還原事實、還原歷史現場之后，“中國文論”研究越來越多探向歷史維度。這時出現了兩組對比鮮明的趨勢：一方面是越來越強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弱的理論解釋力；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聲音要“去西方化”，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能進去而不能出來，不能告訴我們“破”了西方之后要“立”什么，以至于一度迷失目標。

　　“科學發展史極其普遍地表明，科學是沿著兩條路線向前發展的，首先是依靠新事實的發現，最終導致新型的概念和理論；其次，依靠新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大范圍內的已知事實。”（玻姆《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與機遇》）當下學界已經認識到，在大量新事實充分發現的基礎上，需要有一個大的理論綜合，超越以往對中國文藝的闡釋與解讀。當今時代的中國文論要避免前面幾個歷史階段帶來的局限，發展出像中國哲學、中國歷史那樣強大的輻射力和解釋力，發展出新的理論論述。

　　簡言之，這個新論述就是“中國文論的歷史自覺與現代闡釋”。這一新論述有兩個輪子，一是中國文學與藝術自身的新事實與新意義；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釋當今文藝實踐中不斷豐富提煉出新的話語。

　　以新眼光重新發現中國文藝

　　近年來，中國文論研究在“回頭看”過程中溫故知新，不斷更新文藝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國文學與藝術自身的新事實被看見。其中最顯著的是文學邊界的擴大、文學功能的再發現。譬如，一些學者通過多年個案與專題研究，發現中國文學的“文體”極為豐富多樣，“文體”正是中國古典文學區別于西方文學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來，中國文藝家以豐富的文體實踐不斷豐富經驗與美感的表達，中國文學的“天光云影”原來大都可以從文體角度悟得其中三昧。這就大大改寫了五四時期西方文學觀念主導的以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學認知圖式，從而大大擴展了文學邊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書寫的中國文學史成為可能。

　　又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學對虛構性的強調，在中國文學中，非虛構文學占據尤為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無論是詩人生平與作品關系研究，還是詩與歷史事件、詩與日常經驗研究的大量新事實，都已充分證明這一點。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國詩史》中提出：“中國的文學史，其形態與其他地域文明里的未必相同。被相沿認為文學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從事的那種虛構之作……無論詩或散文都不需積極的虛構。”長期以來，正是在這一詩歌文學傳統基礎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國文學理論與觀念，“詩言志”“興觀群怨”“賦比興”“修辭立其誠”“詩史”“經典”等，都是非虛構的文學理論與觀念。在以詩文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文學中，文學寫作乃是寫親身聞見、親身經歷的現實世界情景及由此而來的真情實感，不同于現代以來以“積極虛構”為主流的文學觀念。非虛構與虛構同時存在，延伸文學邊界，擴展文學功能，使得文學不僅是少數人秀異的語文游戲與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可謂一草一木總關情。

　　新事實拓展新眼光，新眼光發現新事實。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重新認識中國文學藝術的時代，這與中國文化整體復蘇和社會普遍文化自覺是相適應的。

　　活古化今，強化文論闡釋力

　　中國文論是否具有強大解釋力和生命力，還要看它能否有效闡釋當今文藝實踐。看歷史要看大勢，從大的方面來說，當今時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中國文論的文化自覺和整個國家的文化戰略是相通的，這是發展的重大機遇所在。與此同時，中國文論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譬如，個體意識與群體意識如何協調？如何重新認識文學與國家的關系？文學創作如何在中華崛起的時代，充分涵育代代相傳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素養？而“國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國興衰”的志士情懷，正是千年中國文論主流，即嚴羽所謂盛唐詩為“第一義”以及王國維所謂“屈子文學之精神”。說到底，“文以載道”的“道”既是客觀歷史大趨勢，也是這個大趨勢內化為士人身心的擔當（即王夫之所謂“踐身心之則”）。中國文論也有“功夫在詩外”的一整套論述，即一個相反相成的悖論：有時候，只有從文學外部、文學周邊來看文學，才是真正“文學性”。從文藝創作主體來說是自覺的文化意識，從大眾來說則是百姓日用而不覺，中國文史智慧、人文關懷與道德傳統仍然在今天文學活動中起作用。正如起點中文網創始人吳文輝所說，當代最有活力、最有影響力的網絡小說，無論怎樣新變，還是跳不出中華傳統倫理和傳統價值觀。因而，我們應清醒認識到，中國文論核心價值仍然與當代審美經驗和文化實踐發生直接關聯，并對當代文學創作發揮重要影響。

　　以學界近年來一個重要的理論成果“關聯思維”——中國文論最核心的思維特色之一為例。“關聯思維”即中國文論中所說的“感”。馬一浮認為，詩興，感而已。葉嘉瑩一直說“興發感動”。西方很多漢學家如李約瑟、史華慈、郝大維、安樂哲等，對此都有討論，稱之為協調思維或者關聯思維，認為這種思維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之一。“感”可以分成多個部分：人與自然的溝通，人與物的溝通、感應、感觸，人心理情緒的感動，倫理政治的感化等。張載把這個觀念概括為“感之道”。天地萬物同源共生，相互感通、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相互協調，這就是所謂的“天地萬物之情”，即包括人在內的萬物在宇宙生生不息的有機過程中相依相通、共存共榮的情狀。這樣一種關聯模式涉及宇宙自然、社會政治倫理、心理、美學等眾多領域，對中國傳統產生深遠影響，所以錢穆說：“‘感應’二字，實可謂會通兩千年來文化之精義而包括無遺。”最近一些文藝作品受到廣泛好評，就在于它們讓人有一種生命與生命相貫通、精神與精神相融合的美感體驗，因為它們“感”知社會現實，“感”動人性。這不就印證了中國文論所強調的“感”，印證了詩與藝術的靈性在于生命與生命的感通、人性深處的照面嗎？

　　中國文學要以文學方式呈現中國。當一個國家及其國民從感性經驗上真切表述自己是誰，自何方來，向何處去，民族文學就能找到精神家園。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7月20日 24 版）